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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日本有三次的缘分。一九六七年，我刚出生，因为爸爸在日本工作，我们全家在东京的惠比寿住了几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一直在日本住下去，今天的我会是怎样？有没有机会成为smap中的木村拓哉或香取慎吾？还是沦落到无家可归，夜里在新宿车站打地铺？
一九九五年，我在纽约工作，公司要把我调到东京，不会讲日文的我抵死不从。后来发现日本分公司的地址和他们帮我安排的住处都在六本木，我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去后两个月，美国老板问我东京如何，我在e-mail中说“这里公共厕所中的马桶，跟表参道上走过的美女的皮肤，一样洁白！”
我那研究债券的老板并没有回信，之后也没再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他可能同情我在异国遭遇的工作压力，或是提前到来的中年危机。把马桶和美女联想在一起，毕竟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半年后，他把我调回纽约。我和表参道上的美女告别，她送我一个像小拇指一样大的东西，叫“softgrip”“‘柔软地抓住’？”我用蹩脚的日文问：“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套在笔上面的，”她用流利的英文回答“我知道你喜欢写作，一定会用到这个。把这个海绵套套在笔的前端，你拿笔时，中指就不会被压痛。”当时我立刻拆开来试用，果然写起字来很舒服。
她的小礼物柔软地抓住我的手指。她的心意柔软地抓住我的心。
后来我就没去过日本。一九九九年，我回到台湾，日剧正如火如荼地蔓延。虽然大家说我写的爱情小说有日剧的风格，但我惟一看过的日剧是美丽人生。那时我在追一个女生，她喜欢木村拓哉，所以我就买了美丽人生的dvd，陪她一起看。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和想追的女生一起看比你帅的男人，只会让她不断地对你扣分。“你知道，木村拓哉已经结婚了！”我提醒她。“那又怎么样？他还是日本女性和我票选出的最性感的男人！”后来我们分手了。她把我送的东西全数退还，包括我的书。但她留下了美丽人生的dvd，和对工藤静香的嫉妒。
所以我一直很排斥去日本，直到今年七月。在我告别六本木七年之后，我回到东京。
第三次再见，我的感觉是：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切生活中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的舒适和便利。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多此一举。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或是一种产品打点。这里，你不需要很有钱，也可以感觉被宠爱、被照顾。在这个极度产业化的社会，你很少感到低俗，但也因此少了生命的温度。
就拿我和日本结缘的马桶来说。在饭店，我见识到二十世纪的超级马桶。马桶上有各种按钮和灯光，就像高级轿车的仪表板。我坐上去之前犹豫再三，生怕会触电。向上冲水这种功能不在话下，有一个钮一按“马桶盖”会变成温热的。什么样的社会和思维，会觉得马桶盖必须在某些时刻是温热的？
当然，超级马桶可能仅限于饭店，但就算在一般的公共场所，上洗手间也像上美容院，出来后你感觉像刚刚得到加冕。在东京湾旁新开发的购物中心“台场”的厕所里，洗手台上的肥皂管一压，挤出来的竟是像整发摩丝一样的肥皂泡。这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发明？不是！但挤出一坨摩丝，鼻子一下就闻到香味，手心立刻感到温暖，洗手也就突然变得好玩。打开水龙头，水源源不断。不需要用力压两下，只流出两滴水来。这样的慷慨，自然让人觉得愉快。手洗完了，怎么弄干？不是用会丢得满地的纸巾，不是用喷风猛烈的烘干机，而是用“烤”的。手放进烤箱槽中，暖空气温柔地把你的手烤干，你有一种别人帮你修指甲的快感。
啊，小东西！当时我想，这整个国家，都是建立在小东西上。他们虽然没有名山大川，却懂得在每一个小地方搞气氛。
所以我在日本shoing，不是去表参道的gucci，而是到火车站旁的药妆店。这些店又小又挤，但里面的产品真让你觉得幸福其实非常容易。先讲大家熟悉的产品。嗯——ok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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