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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总长伍廷芳强硬向西班牙政府交涉,提出了中国政府的条件:一是必须对1847年到1898年在古巴的种植园、矿山受虐待致死的华工给予补偿,按国际标准,每人赔偿一千两白银,中国死亡的苦力华工,有记录的共计十万人左右,须赔付白银一亿两;对于在集中营里被虐死的华人,每人赔偿五千两白银,共计二万人,须赔付白银一亿两,共计两亿两白银;二是必须给那些合同期满并希望回国的华工提供船费,还须给那些愿意留下来的人重新订约,提供住房,允许其自由活动;三是禁止雇主对华工施行监禁与苛罚;允许建立华人工会,并允许劳工自由加入;四是所有违法案件均由中国领事处理。五是马上与古巴的“叛乱起义者”停战,结束万恶的集中营制度。
当时西班牙处于波旁王朝时期,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才十二岁,他的母亲,来自奥地利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摄政,她这人极为自负,跟中国的慈禧太后一样,对权力极为嗜好,但又没有控制大臣的能力,西班牙的朝政极为混乱。
接到伍廷芳的“最后通牒”后,尤其是第一条的两亿两白银赔款,极为愤怒,当场把中国的外交书撕毁。当时,西班牙还是一个欧洲强国,拥有陆军四十万,在古巴驻军二十万。在当时欧洲人的眼里,世界分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以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列强,为文明发达国家,美国、中国、日本等属于半开化的国家,古巴、印度等殖民地都属于野蛮的国家。中国竟然敢向西班牙下最后通牒,简直是对“欧洲文明强国”的侮辱,于是让古巴总督韦勒积极备战,并派海军中将雪尔维拉为舰队司令,率领七艘西班牙铁甲军舰前往古巴支援韦勒。
宋骁飞深深知道战争中的舆论,意味着人心向背,意味着军心士气等,会让让瞬息万变的战场动态更加扑朔迷离,以致深刻影响着一场战争的走向。他将舆论宣传上升为国家战略,让阮忠枢重金收买英美的报纸,揭露数十万古巴人赶出家门,被韦勒集中到指定的营地加以囚禁,然后分别隔离盘查。集中营里食宿恶劣,医疗阙如,传染病蔓延,成千上万的人死去的惨象,让英国中央通讯社发表一次有偿新闻,中方付给2000银元;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则每次付给606英镑,经过英美报纸添油加醋的报道后,韦勒很快被世人斥为“古巴屠夫”,西班牙的野蛮名声顿时“顶风臭万里”,“西班牙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和独裁、死亡中得到解放。”中国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占据优势,出兵古巴也就顺理成章了。
宋骁飞这一招,是跟历史上的日本人学习的。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就跟中国大打舆论战,秘密聘请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作为国家舆论宣传的总指挥,收买英美主流通讯社和报纸,把中国和日本“包装”成野蛮与文明的代表,并有计划地引导西方媒体形成共识。如经过策划,《纽约新闻报》就曾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和独裁中得到解放。”
日本朝野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新闻媒体,向本国人民灌输“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和对中国的“蔑视论”,以营造国内支持战争的舆论氛围。如日本《邮便报知新闻》在1894年6月6日的社论中就叫嚣:“我帝国必须援助朝鲜,并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此实为我帝国之天职,顺天之责任”。紧接着《北国新闻》《朝野新闻》《东京曙新闻》《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等报刊也随声附和,为军事侵略“正名”。反观清政府在战争期间由于对国内舆论的不闻不问,放任其“自由”,致使舆论到了混乱的程度。战前,国内报刊上很多报纸主张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寻求和平;还有的重复过去那一套痛骂,并宣称不久将彻底消灭日本的自负言论,也有对战局悲观预测的文章,总之,在外国人眼里,当时的国内舆论是“无知、自负和可笑的”。
宋骁飞当然知道”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但他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对舆论极为重视。在训政阶段,他在国内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在对西班牙战争期间,他一边对外的报纸进行收买,一边将国内那些无知、自负和可笑的记者都下放到农村的牛棚去体验生活,控制了国内外的舆论！
万事具备,宋骁飞只盼着刘永福和刘步蟾战场上给中国带来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