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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达威家门口，肯尼让肖等在车里，他自己先进去。肖听见几声枪响，不一会儿肯尼跑出来，叫肖把车后厢里的东西都拿进去。
肖·利托走进屋里，看见达威的尸体蜷缩在地板上，血从后颈项的伤口往外涌。肯尼戴上一双手套，又扔给肖一双，告诉他仔细擦干净所有可能有指纹的地方，收掉一切可能为警方留下线索的东西，然后两个人一起把尸体装进一只垃圾袋里，又在外面套上三只，再用电缆胶布裹牢。最后他俩擦掉地上的血迹，换上干净衣服。
肯尼到底还是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他们把尸体装进达威的美洲豹轿车的后厢时，肯尼试图用脚把后厢盖踹严实。他当时穿了一双黑橘色相间的道格马丁鞋。四个月后的独立节周末，当他们在纽约被捕时，肯尼穿的也是同一双鞋。后来，这双鞋和美洲豹后厢盖上的脚印成了本案的关键证据。
离开达威家，肖·利托驾驶着美洲豹，和肯尼的林肯一前一后，沿着405号高速公路向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方向开去。他们从赛普维达大道的出口下来后，先在附近兜了几个圈子，找到一条僻静的街道扔掉一袋衣服杂物，再在机场后面的一条小胡同里把达威的尸体扔进了垃圾箱。第二天上午10点5分，一位捡易拉罐的流浪汉发现了这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
月日，娴泰两人从电话上窃听到，丹妮娜向警方报告，说他们举止怪异行踪可疑，要把他们赶走。娴泰和肯尼马上收拾行装准备上路，计划先回一趟拉斯维加斯，再取道路易斯安那州到佛罗里达。一行人尚未离开洛杉矶，弗兰克·麦卡林寻机逃跑，并向警方报告了1月1日吉隆尼摩路的纵火案，后来又协助警方抓到了肖·利托。
“姗娣”和“墨尼·盖林”离开后，丹妮娜·斯卡拉蒙莎在他们的房间里发现了达威·卡兹丁的驾驶执照、护照等私人证件和文件，还有笔记本和几大张练习签名的纸等等。数月后，娴泰和肯尼的照片随新闻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丹妮娜认出了他们，遂将所有这些“物证”连同那卷录像带一起交给了警方。
娴泰们到了拉斯维加斯后，又从思坦利·帕得逊那里买了几支枪。途经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镇时，他们又用在犹他州骗车的方法弄到了一辆大型露营车，但很快便被车行追回。4月上旬，二人抵达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附近的威灵顿，在一处叫做“马球俱乐部”的富豪区租住了一套公寓。在此地逗留的两个月里，娴泰和肯尼偷走了几位邻居的身份证件，并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
娴泰深知，她和肯尼都无权继承凯梅斯家的产业，但转移房地产却不像转移银行资金那么容易，第一步要做的，是把肯·凯梅斯的名字从契约上去掉。
在老肯尚未离开人世之前，娴泰就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有关房地产的法律，其间得到过许多知情或不知情者的帮助和指点。娴泰很快学会了如何起草各种用于房地产转让、抵押和出售的法律文件，她通过熟人从产权鉴定公司弄来空白表格，同时在美国境外的巴哈马、百慕大、瑞士和古巴等地的银行，用假名或第三者的名字开设用于财产转移的投资账户。
娴泰想要弄到手的，仍然是那块让她魂牵梦系的“桑塔马利亚产业”。1994年4月18日，肯去世后三周，娴泰到桑塔芭芭拉市政厅注册存档了一份由肯·凯梅斯签署的转让契约，将桑塔马利亚产业“为了爱与感激”而转让给娴泰。肯在这份文件上签字的日期是199年1月日，即他去世前个月。不巧的是，契约上的不动产税务编号被写成了117-0-40，而桑塔马利亚产业的编号是117-0-60。
1994年5月4日，大概是娴泰发现了这个错误，她又重新注册存档了一份完全相同的契约，只不过桑塔马利亚产业的税务编号已改正为117-0-60。
当然，把这块地皮放在娴泰的名下是不明智的，一旦凯梅斯的合法继承人得知老头子已归西，很容易查出其中有诈。为了把水搅混，娴泰在不同的地方注册成立了若干空壳公司，又起草了许多复杂的房地产文件，将桑塔马利亚产业在这些公司之间转来转去。尽管这些公司都是由娴泰一手操纵的，她却非常谨慎地不让任何人看出自己与这些公司的联系。在市政厅登记存档时，这些公司的总裁或董事长使用的都是第三者的名字，而且通常未经本人同意。
后来在娴泰被捕之后，警方、律师和媒体都非常惊讶，一个从没进过法学院，也没有房地产经营执照的人，是如何把这场骗局维持了这么多年的。一位法庭指定的心理学家在为娴泰诊断后得出结论：“此人绝顶聪明，但心理功能紊乱。”
就在她注册第二张伪造契约的同一天，娴泰自己签署了一份贷款合同书，以桑塔马利亚产业作抵押，从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贷款480万美元。实际上这里面不但没有贷款，当时连阿迦·罕这家公司也没有。一周之后，1994年5月11日，娴泰才用查尔斯·嘉勒格的名字注册了这个空壳公司。查尔斯是老肯和娴泰认识多年的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娴泰这次用他的名字倒是征得他同意的。娴泰告诉他此举是为了防止肯的亲属“盗窃”她的财产。查尔斯被任命为该公司的总裁、董事长及财务总监。等到后来查尔斯要求将他“除名”时，娴泰又用过好几个名字，包括璐丝·坦尼，她的中学好友，詹姆斯·索罗非，她在巴哈马的按摩师，以及达威·卡兹丁，但娴泰故意给了达威一个巴哈马的地址，还把他姓中的i换成e，所以读出来就成了达威·卡兹登。另外还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物凯文·普雷科特。
不久，娴泰为“偿还贷款”而将桑塔马利亚产业“抵押”给了阿迦·罕公司。用大白话说，就是还不起钱而让债主把地皮收走顶债。值得注意的是，娴泰这次签署的不是正常的“抵押契约”，而是“弃权契约”。两者的差异在于，正常的房地产交易，如转让、抵押和出售，都要由买方或接受方请产权鉴定公司出面，调查卖方或出让、抵押方是否真的百分之百地拥有该产业的产权。如果是，则产权鉴定公司会出具一张“产权保证书”，以担保今后买方或接受方不会遇到产权方面的麻烦。有了这纸产权保证书就可以做正常的转让、抵押和出售契约。不过如果买卖双方相互知根知底，则可以做弃权契约，因为弃权契约不需要产权保证书，所以手续简便快捷，省却了诸多的麻烦和费用。但这也容易被某些人钻空子。比如有的房地产本来就有产权纠纷，或是共同产权，或是像娴泰这样用伪造的文件“偷”来的，在出手的时候不希望买方或接受方调查产权，就会使用弃权契约。一般的买主在房地产市场上是不敢接受弃权契约的，因为没有产权保证书，就如同买一件也许是盗来之物，一旦真正的主人找上门来，买方可能血本无归。在娴泰的这笔交易中，所谓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实际就是她自己，而且她当然不愿意产权鉴定公司调查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所以顺理成章地用了弃权契约。
办完这笔交易后两天，娴泰又做了第二份贷款合同书。这次是由那位虚构的人物凯文·普雷科特代表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签字，将桑塔马利亚产业抵押给西伟·那拉森翰，以获取40万美元的贷款。西伟·那拉森翰即娴泰早年曾对人说起的肯特的教父、印度籍的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娴泰被捕之后，桑塔芭芭拉法院受理了由琳达·凯梅斯提出的有关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诉讼。法院曾专为此案去信西伟·那拉森翰。在回信中，西伟·那拉森翰作了如下的说明和答复：他与肯·凯梅斯第一次见面是在70年代初期，当时肯·凯梅斯正在向联合国兜售印有各会员国国旗的招贴画。后来肯曾介绍娴泰与他认识，他们又见过两次面。有一次，一家保险公司打电话给他说，凯梅斯夫妇在一桩可疑的古董被盗案中使用了他的名字，从此西伟便断绝了与凯梅斯们的来往。西伟·那拉森翰在信中称他从未做过肯特的教父，也从不知道桑塔马利亚产业，或40万美元的贷款，或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
娴泰的下一步自然就是由阿迦·罕公司把桑塔马利亚产业抵押给西伟·那拉森翰以偿付贷款。然后，在1997年1月15日，娴泰做的第三份贷款合同书上，西伟·那拉森翰又用桑塔马利亚产业向大西洋有限集团公司抵押贷款50万美元。1998年月4日的第三张弃权契约再把该产业从西伟·那拉森翰的手里转到娴泰在安提瓜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大西洋有限集团公司。
其实琳达和安德鲁·凯梅斯在1996年就已经知道他们父亲去世的消息，但直到1998年娴泰和肯尼被捕之前，这两位凯梅斯的合法继承人都没有搞清楚桑塔马利亚产业的这笔糊涂账。
同时，娴泰也明白自己来日无多，她一直都在想办法把这块地皮出手，只有换成现金存入她的海外账户才是最安全的，但苦于找不到愿意接受弃权契约、又不坚持要求产权鉴定的买主。而且地产不是房产，娴泰不可能故伎重演，向保险公司投保之后再付之一炬。万般无奈，娴泰和肯尼只得使出最后一招，用桑塔马利亚产业和另一处容易出手的产业“交换”。他们瞄上了纽约曼哈顿的苏尔曼大厦，因为其业主是一位年迈体弱的独居老太太伊琳·苏尔曼。娴泰冒名“艾娃”从马球俱乐部的公寓打电话订下了苏尔曼大厦的房间。6月初，娴泰和肯尼驾驶着那辆墨绿色的林肯，带着他们刚从佛罗里达的收容所里找来的另一名流浪汉、只会讲西班牙语的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沿着95号州际高速公路北上纽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