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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雷·邦已经不耐烦了，他的嗓门越提越高，就像在跟人吵架。他对律师的话有时候答非所问，有时候又自己冷不丁儿冒出几句不相干的话来。比如现在，“你的办公室打电话到基纳德家里，给他留了一个号码，说是要我打电话去监狱。”
“你记错了。”伊芮摇摇头。
“我怎么会记错？”
“如果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基纳德的地址和电话，你会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伊芮。我永远也搞不清楚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但是我知道基纳德是做房地产的，他的电话号码总是登在报纸的广告栏里。”
伊芮无心跟雷·邦纠缠，便以进为退，抛出另一个问题：“你知道季米的事吗？”
“没听说过。我读了报纸才知道他被杀了。”
“得，我们再回到曼斯菲尔德。里克·鲁斯想知道你们的行踪，对吗？”
“他想知道贝蒂的行踪。”
“你挂掉电话后多久彼茨夫人被捕？”
雷·邦想了一阵：“半个钟头。”
“当他们逮捕彼茨夫人时，是否也逮捕了你？”
“他们先铐了我，后来又放了。”
“彼茨夫人入狱后，你打过电话给她？”
“对。”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这跟你没关系。”
“我恐怕这跟法院和陪审团有关系。”
“我们谈了这个案子。”雷·邦很不情愿地说。
两个人又吵起来了，雷·邦拒不回答伊芮的某些提问。不得已，法官杰克·荷兰只得出面干涉。
“你在监狱里关押过多久？”伊芮·安鲁斯的最后一个问题。
“七八年。”雷·邦回答。
伊芮疲惫地挥挥手，把证人移交给公诉方。
比尔·班迪拿起几张照片：“你知道这些地方吗？”
雷·邦一一看过：“井式花坛……贮藏室……房车……”
“请告诉我，谁侍弄井式花坛的花草？”
“贝蒂。”
“她也自己剪草坪吗？”
“她从来不让人家动她的园子。”
“你住在那里的时候，知道园子里埋了两个人吗？”
“不知道。”
伊芮·安鲁斯终于恢复过来了。他问雷·邦：“你当时是否知道，或彼茨夫人是否告诉过你，罗宾·布兰逊杀害了季米·彼茨？”
“不知道。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事。”
“她也没有告诉过你她曾经杀了什么人？”
“没有。”
正如伊芮·安鲁斯对罗宾许下的诺言，贝蒂·彼茨在星期三下午走上了证人席。坐定之后，贝蒂以她惯常的神态对伊芮·安鲁斯羞涩地笑了笑，又朝陪审团点点头。
伊芮关照贝蒂道：“请你讲话时大点声，让大家都能听见。”
“好的。”贝蒂柔声地说。
“你以前有没有触犯过法律？”
“从来没有过。”
“你恐怕应该稍微讲一讲那桩被撤诉的案子，关于你的一位丈夫。”伊芮提醒一句。
“好的。我的第二位丈夫叫比利·约克·朗恩。他亲口对法官说，我用枪打伤他都是他的过错，所以法庭改判我‘行为不端’，罚款100美元，外加50美元手续费。”
伊芮引导贝蒂重复了一遍他们去弗吉尼亚及回来以后发生的事。
伊芮问：“如果我说季米·彼茨在雪松湖失踪，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错的。”
“为什么？”
贝蒂细细地讲述了季米在198年8月5日晚的行踪，他去了什么地方、跟谁说过些什么话等等。“我们驾船去加油站加油。季米对我说，这条汽艇他一直保养得非常好，现在被罗宾搞得乱七八糟的。然后我们就回家看电视，然后就准备睡觉。”
“你们是睡在同一间卧室里吗？”
“是的。但那天晚上我们没有睡成觉。”
“为什么？”
“季米躺下后，我出去把狗牵回厨房。我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这样做。等我回到客厅，罗宾从外面骑自行车回来了。”
“你是说你的大儿子？”
“对。季米听见他回来了。季米那天喝了一天的酒，他醉得很厉害，而且很生气。”
“罗宾进屋以后，季米做了些什么？”
“季米起身来到客厅，说罗宾，你是不是把工作辞掉了。罗宾说是的。季米就开始数落罗宾开了他的汽艇，把摩托车撞坏了，还有我的卡车，四个轮胎全瘪了，车上到处都是泥。家里也乱七八糟的，季米珍藏的钱币被扔得到处都是。我劝季米安静一下，等明天再说。季米回到卧室，罗宾去了卫生间。等罗宾出来时，我听见他俩打起来了。我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们在卧室里打起来了，声音很大。”伊芮大声重复一遍，好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
“他们在相互叫骂。我正准备往卧室走，就听见了一声枪响。”贝蒂开始抹眼泪，很响地擤鼻涕，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巾。
“你听见一声还是几声枪响？”
“我就记得听见一声。”
“后来呢？”
“我到了卧室，看见季米躺在地上，罗宾站在门口。我一下子就跪倒在季米身旁。”
“罗宾的手里有枪吗？”
“没有，但是后来我找到一支。”
“是像这样的吗？”伊芮拿起物证台上那张点三八口径自动左轮手枪的照片。“你们是不是有两支像这样的手枪？”
“我们一共有三支。”
“季米躺在地上是什么姿势？比方说，脸朝下吗？”
“他是侧身躺着，头上在流血，还有好多好多的血从嘴里冒出来。我抓过一条床单，我不太记得什么睡袋，只记得抓起一条床单。我坐在季米身边的地上。罗宾说：‘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要我帮助他。”
“你有没有和季米说过什么？”
“我紧紧地搂着季米，告诉他我打算做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我相信如果季米现在在这里，如果季米现在能看见我，他一定会说他理解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帮助罗宾。”
“你为什么没有别的选择？”
“我一直觉得欠了罗宾。记得罗宾八岁那年，我送他去他父亲和继母家，他眼巴巴地望着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说很快。其实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一直长到了18岁才又回到我的身边。”
贝蒂以下的证词和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的相差无几——她让罗宾出去找波比，又打电话给雪莉等等。贝蒂只是巧妙地将细节重新编排，使之符合她的故事。
伊芮说：“咱们还没说完卧室里的事。你把床单盖在了彼茨先生身上？”
“我把床单盖在季米身上。当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时，发现了那把枪。我捡起枪放进了床头柜里。”
“当罗宾回来的时候，季米的尸体在哪里？”
“还在卧室里。”
接下来，伊芮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问：“罗宾看到了季米的尸体吗？”倘若是罗宾杀了季米，他一定看见过季米的尸体。
更绝的是贝蒂的回答，她居然说：“没有。”贝蒂指控罗宾杀人，又称罗宾没有看见过被害者的尸体，这样的自相矛盾岂非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贝蒂说，是她帮着罗宾，而不是罗宾帮着她，掩埋了季米。她也不承认事前已经准备好了泥炭沼秋海棠等物，而说成是第二天早上才去买来的。
“你买泥炭沼时开的支票日期是8月6日吗？”伊芮问。
贝蒂说是的，但是支票已经找不着了。
“你知道季米的人寿保险金额吗？”
“不知道。”
“那退休金呢？”
“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退休金。”
“前几天你听见那位捷西潘尼的女士作证说，人寿保险申请表上季米的名字是你签的？”
“是的。季米生前从不反对我签他的名字。出售汽艇的字据也是我签的。”
“季米的尸体就埋在你的院子里，你感觉如何？”
“我一直觉得心中不安，特别是晚上，我都不敢离开客厅，也不敢到园子里去。”
比尔·班迪交叉取证：“还记得今年6月14日，你在保释金听证时说，你不知道季米埋在花坛下面？”
“记得。”
“你是那时候在撒谎，还是现在在撒谎？”
“那时候在撒谎。”
“你刚才说，以前你曾被捕过一次，因为你朝你的第二任丈夫比利·朗恩的背后开了两枪。”
“不是背后，是腹部和侧面。”
比尔懒得和她纠缠细节，他继续道：“1979年8月日，你是否曾因‘公开淫荡罪’在达拉斯的‘查理的天使’夜总会第二次被捕？”
“没这回事。”
“你还记得那个叫亚奇·飞利普斯的醉汉吗？”
“不记得。”
“你还记得你为此而被监禁0天，罚款50美元吗？”
“是的，我承认。”
“今年1月，季米在橡树峡的房子着火后，你曾两次向保险公司索取赔偿金，是吗？”
“只有一次，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付钱。”
“因为保险公司怀疑有人纵火。前几天，有好几位证人出庭作证，关于季米的人寿保险和退休金。季米一共有三单人寿保险，各为8.6万美元、.4万美元和4.4万美元，合计15.4万美元。另外，他还有退休金。这些证词你都听见了吧？”
“是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数字。”
“还记得消防总队的丹尼·玻里斯牧师去你家吗？”
“是的。”
“你们讨论了保险金，是吗？”
“不记得了。”
“你听见了他的证词？”
“是的。但是我们从未讨论过保险金。”
“你还记得，198年8月6日，星期六，翰德森警署的强尼·马尔向你了解季米失踪的情况吗？”
“我从来就没有跟这个强尼·马尔说过什么季米的事。”
“你是说，他弄错了？”
“我是说，他讲的不是事实。那天早上我去买了泥炭沼，然后和两个儿子一起去了达拉斯。”
贝蒂基本上对警方掌握的所有情况都矢口否认。当比尔·班迪向她出示包裹季米尸体的蓝色睡袋的照片时，她说她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么一条睡袋。
比尔·班迪问：“当年罗宾因偷窃被捕，你们为他聘请了一个律师，对吗？”
“对，伊芮·安鲁斯。”
“就是在这所法庭上指控罗宾杀人的伊芮·安鲁斯吗？”比尔·班迪高声道。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贝蒂调整着她的助听器。
比尔·班迪不再追问。他根本就不需要贝蒂的答复，这话是说给伊芮·安鲁斯听的。
在结束当天的取证时，比尔·班迪问：“在6月14日的保释金听证时，你为什么闭口不提是罗宾杀害了季米？”
“不知道。”
贝蒂作证的第二天，伊芮·安鲁斯试图就昨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作一些补救。“彼茨夫人，你和罗宾有没有讨论过，万一季米的尸体被人发现，你们将如何应付？”
“我告诉他把一切都推到我的身上。”
“你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讲出事实的真相？”
“因为你对我说，如果不讲实话就另请高明。”
“你最初也没有告诉我，对吗？”伊芮·安鲁斯启发说。
“没有。”
比尔·班迪就此话题展开了他的第二轮交叉取证：“既然你让罗宾把一切都推到你身上，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承认他参与了搬运和掩埋尸体？”
“我想是鲁斯探长给他施加了压力。”
“你说你不想要季米的保险，那为什么今年月，你要求法庭出具季米的死亡证明，并指定你为季米遗产的继承人？”
“是律师劝我这样做的。”
“是律师劝你做的，还是你主动找律师做的？”
“我去找伊芮只是为了火灾保险。”
由于听力的缘故，贝蒂在证人席上常常东拉西扯、答非所问（也有记者认为她是装聋作哑）。笔者已将那些无意义的对话尽数删去，单留以下一段以飨读者。
伊芮·安鲁斯说：“所以，你已经交代了你在整个季米命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吗？”
“你是说谁先给我打的电话？”
“不对。你好好听我说，你已经承认了你帮助掩埋季米的尸体。”
“对。”
“把他埋在了花坛底下，是不是？”
“是。”
“你刚才听见公诉人传唤了当地消防队队长休·代伍德先生。他说在你报警之后，他和翰德森警署的强尼·马尔是最先找你谈话的人。”
“是海岸卫队，我敢打赌。不过我也认识马尔先生。”
“你还是没听懂我的问题，哪儿又冒出来一个什么海岸卫队，你看见公诉人传唤海岸卫队了吗？”
“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红木码头的老板娘黎儿是后来才打电话来的，但是海岸卫队肯定是最先打电话的。”
伊芮·安鲁斯只好放弃，把贝蒂交给了比尔·班迪，心想，“让她跟他去折腾一阵吧，我真得歇歇了。”
其实比尔·班迪也是很费劲地想从贝蒂的谈吐中理出一点头绪。在贝蒂再次否认强尼·马尔和休·代伍德曾向她询问过季米失踪的情况后，比尔问：“在波比和雷·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夜总会女招待。那天晚上雷·邦来找过我，但那是在他们打架以前。”
伊芮·安鲁斯接过话茬儿：“我明白班迪先生的意思。贝蒂，请你告诉陪审团，你从前是在一家夜总会工作。”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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