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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其他人。也许一切果然是两样，也许我会发现什么克斯勒没有发现的东西。克斯勒今天就飞，晚些时候。表面上我们俩互不相识，如果我们有什么要谈的，那就得用电话商定一个碰头地点。
“我为这一合作感到高兴。”克斯勒在告别时说，用力地摇着我的手。
“我也是。”我说。我真的感到高兴，但也有一种巨大的疲倦。
波恩的来人走了。
古斯塔夫和我留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他让他的女秘书回去了。现在，这幢大楼里只剩下我们和保安公司的人了。
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罗伯特，我的朋友。全都是说谎者、骗子和盗贼——那些富人、‘大富豪’和贪污受贿的政治家们，那些道貌岸然的牧师，背后有梵蒂冈的银行撑腰，那些皇帝、国王和银行家，他们明知这是一种罪行，为什么不加惩罚！就因为他们也从中牟利，正如咱们的亲爱的环球保险公司靠我从前的信息赚了大钱一样——那些穷人也会赚的，如果允许他们这么做，如果他们有机遇的话。这是我们跟所有人唯一的相同点——我们全是骗子。”
“我们？”
“对。”古斯塔夫说，在他的沙发椅上咯吱吱地从一侧滚向另一侧“我，因为我保护你，你，因为你知道，我会保护你。”
“你到底在讲什么？”
“骗子，互相帮助。”古斯塔夫说“我避免了最严重的事情。我阻止了他们马上让你停职，他们本来想这么做的。我也欺骗了他们，说医生夸张了。”
“你快点明讲吧！”我说。
“我这里，”古斯塔夫说“有董事会的书面委托，立即取消你负责此案，让你长期休假，好让你能彻底地总休息。贝茨大夫送来了他的报告。你病得很重，罗伯特。”
“我一点病也没有！”
“间歇性跛足，”他说，望着一张表格的末端“上面这么写着。贝茨大夫是个好医生。”
“我对你讲，他弄错了！”我喊道，想起昂热拉，昂热拉，突然感到左脚一阵抽搐。昂热拉！我得回到你身边，哪怕我得徒步跑回戛纳！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没有什么，任何人也不能。
“我不承认你的董事会的通知。”我说“你也不承认，古斯塔夫。因为如果你承认了，你不会叫我在这里一整天为未来的事作准备，你会找个人代替我来跟弗里瑟和克斯勒坐到一起。”
他眼睛眨动。一只开心的猪。
“对。我说过，咱们是骗子。你是我最喜欢的人，仍然是，即使你为此翘辫子。你别无打算，我只想听到你亲口这么说。你会有你的理由。我觉得好，我宁愿这样。但如果你继续干下去，还有一件小事。”
“什么小事？”
他望着我，我本以为他的目光里会含有同情，但是他无情地笑了。
“你得在一份小小的保证书上签字，他们一定要这样。这就是保证书。你坚持，继续工作下去，虽然按照规定你被要求休息，等等。你自担风险地工作。从现在起不管你出了什么事，那是你的事。如果有必要，如果你的状况恶化了或者你不再适合工作了，环球保险公司保留随时将你召回的权利。那你就得回来。你可以工作，但如果你遇上了麻烦，就别指望任何额外的支持。没有借款，没有补贴，一无所有。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骗子。”他期待地望着我“全写在上面。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说。我的脚还能走很久，我想。宁愿发生心肌梗塞。我不相信脚。但假如无所谓，就这样。我必须回戛纳。我必须回到昂热拉身边。这是我所能想到的一切。
“如果出了什么事，你死了，你妻子将得到一个长期雇员的正常的寡妇养老金，你知道那有多高。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还能活一段时间，你得到你的养老金。”一个不动感情的人“你当然想签字了？”
“拿来。”我说，一行也没读就签了字。我害怕发现某些词，比如死亡这个词。
“有个女人在撑腰，是吧？”古斯塔夫咧嘴冷笑。
“你怎么会猜到的？”
“克斯勒来此之前做过暗示。这跟我无关。我为你高兴，打心眼里为你高兴。这回好好玩玩，罗伯特，你这个可怜虫。”他边看我的签字边咂嘴。“全妥了。这是件棘手事，对不对？好叔叔古斯塔夫和他的乱拱的猪嘴。咱们去喝一杯好吗？”
“我还没回家。”
“想卡琳了？”他坏笑道。
“想洗个澡。”我说。
“你洗澡——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你的吧。”我说。
“这倒很适合你。你好好地洗个澡。可别再跟卡琳吵架了。为了戛纳，全部取消吧。”他递给我两只信封“这里，你的飞机票。汉莎航空公司的，十点从洛豪森出发，这回经过法兰克福。你十三点五十分到达尼斯。那里面是旅行支票，三万。先一次性给这么多。用于情报和其它支出。我当然需要详尽的明细账单。好好干。”
他向我伸出一只软绵绵、红通通的手，手指甲黑乎乎的。
“你还不走？”
“如果咱们喝完这一杯，我就走掉了，”古斯塔夫说“这样我就还呆在这儿。很多工作。我估计得睡在这儿了。”
“换了我就会先通通风。”我说。
“我会的。如果你的脚指发紫了，打电话给我，懂吗？”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42
我步行回家。雨停了，但刮着大风。我将旅行包放在机场了。数小时来我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当我途经一家酒吧时，我走进去，叫了威士忌，说我得打个长途电话。我拨通戛纳，昂热拉马上就接了。
“我等了这么多小时！”她说“谢天谢地。没出什么事吧？”
“会出什么事？”我问，忐忑不安地想，既然他们要求这么一份保证书，那么我的情况必定很糟。贝茨大夫的报告似乎很严重。
“我不知道。总是有可能出什么事的。您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十三点五十分，我乘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尼斯。我热切地期待着咱们再见面，昂热拉。”
“我也是，罗伯特。我接您。”
“这太好了。”
她还问了点什么，我简短地回答了。
“您好好睡，罗伯特。我我很高兴。”
“我也是，昂热拉，我也是。”
“愿亲爱的上帝保佑您。”
她为什么偏偏现在讲这话？我抑郁地想，说道：“愿他保佑您，昂热拉。晚安。”
我挂断，结账，喝了我的威士忌，然后穿过黑暗顶风走回家。我看到我常去的那家药店里有灯光。玻璃门边站着个男人。娜妮塔刚好从门上的一个小孔里递出一份药。她值夜班，认出了我，挥挥手。我向她走去。那个拿着药的人走了。
“我以为您出差了。”娜妮塔透过门上的小孔说。
“我是出差了。只回来一会儿，明早又飞走。”
“那么您还不知道？”
“什么？”
“普拉沃斯夫人死了。”
“谁死了？”
“普拉沃斯夫人。您肯定还记得那个渴望在那家养老院里有个房间的女人吧。”
“对，现在我想起来了。她死了？”
“今天登在星期天画报上！”
“她是怎么死的？”
“割断了动脉。”
“什么？”
“是的，割断了动脉。她留下一封诀别信，很短。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老人、穷人和病人们的生存之地了。这是报纸上的标题。”
在“路易森赫”有个小房间。
老太太普拉沃斯自杀了。
四百万马克。
银行家赫尔曼自杀了。
他是自杀的吗？
大家都这么认为。要我去证明。
“真让人难过。”娜妮塔说。
43
“我等你吃晚饭等了四个小时。”我妻子卡琳说。她穿一身灰晨服。她在家里总是穿晨服，没梳头没化妆。“然后我就先吃了。你要是饿，我再为你做点热的”
“我不饿。”
“你应该打个电话来。”
“太忙了。”我说，走过我们的客厅，注视我的书籍、西里西亚小马、我的象和放着小雕刻以及我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所有东西的橱柜，摸着我的衣袋里的昂热拉的象。我感觉好像有数年没来过这儿了。这里的一切对我都那么陌生，这里没有什么还跟我有关。我走向墙边的酒柜，给我倒了一大杯威士忌。
“你也喝吗？”
“不。”卡琳说“你有一身新西服、新鞋以及一根新领带。”
“戛纳热得很。我不得不买新的。”
“当然。”她说“这根领带很漂亮，跟西服很相配。是你挑的吗？”
“对。”我说。
“当然。”卡琳说“你什么时候又要飞？”
“明天。我叫辆出租车。你可以好好睡。我一大早就得离开。我自己沏壶茶，今晚就跟你说‘再见’。”
“依我看，你根本不必跟我说‘再见’。”卡琳说“她叫什么？”
“谁？”
“谁？谁？”她模仿我“我可不是个傻女人！这根领带绝不是你自己挑选的！这身西服也不是！这鞋也不是！我可熟悉你那低下的鉴赏水平。”
“没有别人。”我说“全是我自己挑的。”
但我却不停地对自己讲：你做得真卑鄙，我的老伙计。什么叫卑鄙？过两年你就五十了。身体不健康。不，一点儿也不健康，我的老伙计。间歇性跛足。好了，强吞下去吧。它很苦，但你得吞下去。间歇性的跛脚。要过多长时间他们才会切掉你的脚呢？那你就是个瘸子了。心脏也有病。到时候卡琳可以照顾你。你时间不多，我的朋友，时间不多。那么一点点时间，我的朋友。你一生辛劳。现在，突如其来，你知道了爱情是什么。在你的一生中你头一回真的爱上了。在你的一生中你头一回幸福了。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权利，对，我对自己说，这是肯定的——可是，一种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幸福吗？一种以卡琳为代价的幸福吗？“咱们现在别吵了，”我说“别在我在家的这几个小时里吵。”
“你并不是真的在家。”她说“实际上你是在她身边，在另一个女人身边。”
“我对你讲过，没别的女人。”
“随你怎么讲好了。”卡琳说“我睡觉去了。请你真的别一大早叫醒我。我睡眠不好。我得吃一片药。”她不再看我，走进浴室。
我坐到电视机前，想起昂热拉的四台电视机。我看一部喜剧，不明白看的是什么。十一点左右我走进浴室。卡琳的卧室黑了。我听不到一点声息。她要么睡得很沉，要么根本没睡。我洗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澡。我仔细打量我的两脚的脚趾。左脚一点不紫。我没有擦干身子，而是湿乎乎地裸身上床，躺下去，将闹钟调到七点。我也一关灯就睡着了。
闹钟响起时，我休息充分地醒来，沏上茶读早报。它报导了那神秘的游艇事件和赫尔曼之死。报纸反面有一整页登满了死亡讣告。最大的是伊尔德登的，她哀悼她的“亲爱的永远难忘的哥哥”去世。其他的讣告来自银行、企业、手工业行会和赫尔曼担任董事长的一些公司，其中也有两条公共福利部门的。爆炸性新闻当然是英镑的放开，还有，这下将会发生的百分之八的贬值。
我穿上衣服，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听了听卡琳的卧室门。这回她轻细均匀地打着鼾。我离开家门，小心翼翼地在身后锁上门，坐电梯下去。大风驱走了云团。天气凉爽晴朗。
出租车来了。
“去机场。”我说。
“天终于放晴了，是不是？”司机说。他飞快地穿过城市驶出城去。我曾经那么熟悉的杜塞尔多夫忽然让我感到陌生得好像从没在这儿生活过似的。我的心在欢呼，我的身体的每根纤维都在渴望跟昂热拉的重逢。一种充满工作和烦恼的生活。再过两年五十。已经希望渺茫过了。现在现在我好像是在前往天堂之门！
只有一会儿我感觉到痛苦。我想起了昨晚我跟昂热拉在电话上交流的最后几句话，只有四句。它们突然那么令我抑郁，我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它们，不再去想那四句话。
昂热拉当时问：“罗伯特，您结婚了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没有结婚。”
“太好了。”昂热拉回答道。
“对，”我说“太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