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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瞪了瞪眼，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尚书大人如此说，莫非这次整顿行动终究会不了了之？”
微微一叹，张丹青心中也多少有些许苦涩之意，官场的陋规，就连贤明的康熙皇帝和道光皇帝，这样的一国之君都拿他没办法！张丹青区区一个穿越的，自然也不敢，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毕竟官场向来有“规礼”之说，何谓规礼呢？以清朝为例，说白了就是京师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各省督抚、藩臬、道员、知府，各产盐区和各关监督的官员，通过非正常渠道所得的收入。总而言之，就是握有一定权力的中级官员，常要属下送礼献银，其名目繁多，数量很大。
规礼也称“陋规”其名目包括生日、端午、中秋、年节四节之礼，上任、升迁、进京等的贺礼及盘缠。这些钱都来源于百姓，或是官员贪污纳贿所得。这种情况滋生了官员的腐败，致使吏治不清。康熙中年以后，规礼更是呈恶性膨胀。那么被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帝是如何对待这种情况的呢？或许他的办法会让人吃惊不小。
对于规礼弊政的祸国殃民，康熙帝并非不知晓，他也曾予以谴责和惩治。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大地震，康熙召集文武百官，训斥“大小臣工所行不法，造成六大弊端，致上天示警，责令各官洗涤肺肠，痛改前非。”
康熙所说的六弊之首就是：“民生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囊。”
随后，康熙帝令九卿等议准：“在京大臣各官，与督抚司道等，彼此馈送，及差人远赴任所，将大臣各官并不行举首之督抚司道俱革职。若有因事营求，苛派馈送大臣官员者，将馈送、收受之人，俱革职拿问。”
八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施维翰陛见时，康熙说：“惟是杂派加征，不一而足，所以小民重困，不克聊生。”康熙二十九年十月，刑部等衙门议覆，福建巡抚张仲举，“侵蚀库帑，拟斩监侯”，布政使张用茂“加派火耗，拟绞监候”，按察使田庆曾等，收受属员节礼，拟杖徙，并革职永不叙用。康熙帝逐条照准。
可以看出康熙前期在对待规礼一事上还是十分严厉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康熙对待规礼弊政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退缩、容忍、默许，直到实际上的公开承认。这些转变在他的“五允一不管”的政策上，体现得十分明确。
一允，是允许规礼银作为养赡之费。四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四川巡抚年羹尧奏称，极力革私派积弊，但四川布政司、按察司衙门每年各送巡抚羡余银4000两，“伏起圣恩准臣取用，是臣之阖家百口饱暖有资，抚标两营操赏不乏。”康熙朱笔批示：“是，知道了”。实际上就是准年羹尧之情。
二允，是允许规礼银用于公务。云南巡抚吴存礼上奏，说云南私派以及属员节礼，已被前任云贵总督革除，但他却还是收了布政使及各属员的规礼银2.1万两用于公务。显然这是知禁犯禁，理应训斥。可是康熙帝的朱批只有例行的三个字“知道了”，也是持默许的态度。
三允，是允许规礼银用于弥补亏空。广东于康熙五十二年收捐纳银50万两，两广总督杨琳奏请，将21万两公费银用于弥补“历史年因公动用而积欠之库银”，又用银三万余两修筑南海、三水、高要、四会、高明王县围基及雷州东洋塘，又动用四万余两修造炮台城座，制造炮位火药，请“皇上宽大弘恩，概与宽免”。康熙帝批复：“事情该当如此。”
四允，是允许盐政、税关送地方总督规银、税规银。江西巡抚白潢于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奏述巡抚衙门的五项“旧规”说：每年盐商有盐规银一万两，是否收受。康熙朱批：此项该收，准！
五允，是允规礼银解交户部或军前。两广总督杨琳奏，捐纳的公费银50万两，除弥补亏空和修筑围基、炮台等费用外，还剩下三万两，加上盐内羡余银七万两，共银10万两，具折奏明后，已解交甘肃军前。朱批：“知道了。”
一不管，是康熙帝朱批“管不得”。所谓朱批，是皇上在官员奏述事情的奏折上，用红笔批示旨意，并非无缘无故地随便写写。可奇怪的是，在已知的康熙朝7000余件满汉文朱批奏折中，却发现了一件与官员奏述的事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朱批。
五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汉军旗人、直隶总督赵弘燮在《奏谢天恩疏》中，讲述感谢皇上派御医为他治病的事。康熙却在这道只说治病未牵涉任何朝政以及规礼、火耗等任何事情的奏折上，朱批批示：“外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
号称英武天纵、洞察秋毫、精细过人、经常挑出臣僚奏折上错字的康熙皇帝，怎么会犯下这样文不对题的错误？略加思考便会发现，这不是康熙帝失误，而是他在反复思考规礼之事，是他对规礼的政策之公开宣示：有规礼，管不得，不能管，实际上承认了规礼的合法地位。
二
其实，允许规礼存在并合法化，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部分实施了。康熙帝的亲信江宁织造曹寅，奉旨兼理两淮盐政时，曾想革除两淮弊政，特上了“禁革两淮运司浮费”折，奏请将“省费，系江苏督抚司道各衙门规礼共三万四千五百两有零”革除。
康熙在此条边朱批：“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所以，康熙中期以后，康熙帝经常以应得之银、应用之银来称呼规礼银。五十五年十二月，福建巡抚陈瑸奏请将巡抚公费解充军饷，康熙不同意，并批复说：此项银两，系尹等应用之银。
康熙帝之所以会有“五允一不管”，是他认为，在大裁存留、广兴捐输的方针的沉重压力下，地方财政极其困难，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极端棘手但又必须解决的地方财源难题。总督、巡抚虽然位尊权大，但区区155两至180两的年俸，怎能养赡百口之家。
巧妇尚难无米之炊，何况督抚司道中还有相当多的是全凭祖先功劳、坐袭爵职，这些娇生惯养、腹中空空的草包官员，唯一的办法就是收受规礼了。
康熙还想通过规礼让文武大臣家道富裕。他在陈瑸陛见之时，特别面谕说：“尔为巡抚，与为司道官不同，若贪财好利，厚载而归，诚为非道。但应得之物，亦宜取为赏兵之需。身为封疆大吏，而室中萧然，无一物可以与人，亦非大臣所宜。”
可见，康熙帝对督抚司官是希望他们能有规礼而致富，而富裕。当然，他也反对官员们贪财好利，厚载而归，要他们有所克制。他也对阁臣、九卿、科道等官面谕：“作地方官自有余银以养家口，但要知足耳。”
三
可以看出，康熙对待规礼的政策是，允许存在，宣称规礼银是督抚等官“应得之银”、“应用之银”。规礼银可用于养赡之费、致富之资，可用于地方公务、捐输军需和弥补亏空。地方官员可以适度收取规礼银。这样一来，长期困扰朝廷的官俸微薄、地方财政困窘，无法支付公共费用的问题总算是迎刃而解了，可谓一举三得。
然而，客观事实却是无情的、不可抗拒的粉碎了康熙帝的幻想。既然皇上允许规礼存在，又未明确规定规礼的名目、数量，贪婪的官员就大有乘机凶狠勒索重收礼银的机会了。正如滔滔巨浪，勐冲堤坝，口决一尺，瞬开九丈。随即堤坝崩溃，势不可挡，规礼遍及全国，赃银数一万两十万两计，其面涉及之广，名目之繁，前所未有。
规礼的危害不仅在于礼银太多。康熙朝全国共有总督6位，两江总督规礼20万两，两广总督仅一年四次所获礼物“均足十万两银”，还不算盐规、税规、平头银。全国18位巡抚，山东巡抚规礼银每年11万两，广东巡抚只是一年四节就有10万两。全国还有19位布政使、18位按察使，和数百位道员、知府、知州，这又该收多少规礼银，会对州县百姓造成多重的负担。
更重要也是更致命的，收受规礼银败坏了吏治。各省、司道、各府，皆有规礼，无职无规礼，不收规礼就无银送上司、支付地方公务费用，其后果便是官位不保，如此岂能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完全可以断定，规礼是败坏吏治、产生贪官的重要根源。
历朝皆有规礼，历朝也皆有贪官勒令属员送金献银，历朝皇帝也并非不知道规礼情弊。但是自秦始皇始，至康熙六十一年的1900余年历史里，共210余位帝王。其中，亲自朱批“官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的，只有康熙皇帝了。
后来道光皇帝上任之后，大张旗鼓的摆明了架势要整顿一下陋规，可阻力之大，前所未有，最后这次整顿行动成了道光皇帝的一阵哑炮！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张丹青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只不过是一个手段罢了，让陈如海掉进坑的手段。
要根治这种官场的歪风陋习，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毕竟很多小吏没有俸禄和收入来源，只能靠着收取陋规来维持生活，甚至养活一家老小！
这种情形下陈如海要整顿陋规，强大的阻力将会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才是张丹青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