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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市青年路中心有一棵树，一棵百岁高龄的桃树。
2000年10月2日，一个少妇把一个4岁的小男孩从自行车后座上抱下来，她对小男孩说：“旺旺，你在这棵树下等妈妈，妈妈去厕所，马上回来。”
小男孩坐在树下的石头护栏上说：“好的。”
10分钟后，少妇回来了，小男孩却不见了。少妇脸色煞白，站在树下询问过路的人，半小时后，惊慌失措的家人纷纷赶到，他们报了警，拿着孩子的照片去附近的路口以及车站和码头询问。警察在调查中得知小男孩被一个女人带走了，少妇听到这消息就瘫软在地上，围观的群众把她扶起，有的好心人建议她去写寻人启事贴在街头。过了一会儿，少妇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掉衬衣，咬破手指，用自己的血在衣服上写下一份寻人启事，挂在了树上。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只戴着乳罩的女人，终于号啕大哭起来。她像疯子一样坐在地上攥着拳头，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喊，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使她的声音变调，她说出的话更加凄惨骇人，那段话足以让每一个母亲落泪：
“我的儿子丢了，哎呀，我该怎么说呢，老天爷，没了，是个女人拐走的，人家说看见了。我给人家磕头，磕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求求你了呀。哎呀，刮大风啦，天冷了，我的儿子还只穿着一件小夹克。旺旺，你到底在哪儿啊，我能听见你的声音，你哭，你笑，喊我妈妈。我的儿子呀，被人贩子抱走了。人贩子，我吐唾沫，该千刀万剐下地狱的人贩子。一个女人，偷人家孩子，我剥你的皮，抽你的筋，喝你的血，剁你的手指头，你真该死！该死！该死！那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呀，他只有4岁。不不不，我说错话了，你大慈大悲，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好不好？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你也是个女人啊，抱人家小孩子，还有良心吗？你要把孩子卖钱，我愿意出十倍的钱，一百倍的钱，把我的孩子买回来。告诉我，我的旺旺在哪儿，我愿意在地上爬，我要爬到孩子身边。我愿意卖房子，贷款，钱全部给你，只求你别伤害孩子，别要孩子身上的器官。求求你了，你这万恶的女人，你会下地狱，下地狱……”
第二天，她又站在树下，神情呆滞，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一连几天，路过的人都看到一个女人对着树自言自语，她像一个苍白、呆滞、阴森的幽灵。有时，推着平板车卖核桃糕的人从她面前走过，她就会发出一连串恶毒的咒骂，但是因为嗓子嘶哑，谁也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她已经疯了。
半个月以后，在华城火车站广场，一个老乞丐用铁链牵着一个小男孩乞讨，小男孩卷着裤脚，腿上有三个触目惊心的烂疮，苍蝇绕着他嗡嗡乱飞。
半个月前，这个小男孩还在幼儿园，他所有的本事就是唱几首歌，背几个数字，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他和所有孩子一样，有着像苹果一样的小脸和像小鸟一样的嗓音，用小铲子在地上挖一个坑，发现一只蚯蚓就会高兴地跑去告诉妈妈，喋喋不休，对着妈妈的耳朵兴奋地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他所做的就是抱着玩具熊在沙发上睡着。醒了，却不想吃饭，尽管他只有4岁，但是他会抬着小脸很认真地说，妈妈，我都十几年没有吃过冰激凌了。他有他的小火车，有飞机和军队，他统治着天上所有的星星以及地上所有的花朵，也就是说，统治着幸福和快乐。
当一个孩子和一只狗融为一体，同时在你面前活动，本应该戴着项链的脖子却系着铁链，眼窝深陷，他的目光已经由惊恐变成了呆滞，他不说话，不再笑，甚至不敢哭，他就那样跪着乞讨；当这个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满身尘土、衣服破烂、蓬头垢面的孩子，就这样猝不及防出现在你的视线里——即使是在阳光之下，这个孩子告诉我们的是：黑暗是存在的。
一个儿童跪在地上，陈述的是全人类的罪恶。
根据公安部报告，2004年，共破获拐卖儿童案1975起，解救拐卖儿童3488人。这仅仅是破案的数据，是冰山一角，在海水之下还有更多不为人所知的内容。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妈妈失去自己的孩子更加残酷。人贩子拐卖一个孩子，就等于毁灭了三四个家庭，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从此精神失常，多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此一病不起？
我国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侦一号大案主犯白宝山因为盗窃几件衣服就被判了四年徒刑；马清秀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马清秀涉案金额达93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量刑是五年）。
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现行法律的天平是否倾斜了呢？
天平的两端，有时是否过轻有时是否过重呢？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对每一双光着的脚提出疑问，为什么没有鞋子？只需要从衣衫褴褛的洞里深入细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个苦难的世界。
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因为这正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那个人贩子，那个女人就是古丽。
库班锒铛入狱之后，古丽就带着巴郎四处流浪。她想过工作，可是没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监狱看看库班，但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她也参与了贩毒和盗窃银行。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怀念家乡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从前的平淡生活。最终她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山西的一户农民。
当时，古丽拿着钱，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的时候，放了个屁，她咯咯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返回那户人家，老实巴交的买主——那个家徒四壁的农民——问她怎么又回来了。她说：“舍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说几句话。”她把巴郎搂在怀里，在他耳边悄悄说：“十天之后，你从他家偷偷跑出来，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树下等你，我再把你接走，记住了吗？”
巴郎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这种使人人财两空的把戏她只玩过三次。第二次，她把巴郎卖到了贵州，几天后她带着巴郎逃跑的时候，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打着火把在后面追她。第三次，她把巴郎卖给了华城的一个老汉，老汉叫阿帕尔，乞讨为生。
这里要简单说明一下，在华城、深圳等发达城市，都有一大批职业乞丐，以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乞丐为例，几位来自河南的叫花子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就会喊一声：“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他们向等候红灯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他们每个人一天的收入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这个数字对农民来说是很诱人的，所以不断地有人加入这个群体，有的一家几口人共同出来乞讨，甚至有一整个村子的村民结队乞讨。
阿帕尔就是一个职业乞丐。
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端着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后来他从家乡带来一个残疾儿童，一个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婴，每天就是坐在幼儿园门口。幼儿园门口确实是最佳乞讨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长很容易将对自己孩子的爱转化成对这“爷孙俩”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一元硬币发行的那一年，阿帕尔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兑换两箱子硬币。一箱子一元的，崭新锃亮，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黄灿灿的，散发着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摇钱树——病婴死掉了。9月下旬，古丽将巴郎以4000元价格卖给了他，他对巴郎感到失望，因为巴郎太健康了，年龄也有点大，他向古丽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一个4岁以下的孩子。10月6日，古丽将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带来了。
在阿帕尔的住所，华城天河区的一个出租屋里，他和古丽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阿帕尔摇着头说：“这孩子我不能收。”
古丽问：“为什么？”
阿帕尔说：“他穿得太干净了，你看看，这衣服，这鞋子，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你从哪儿偷来的？孩子父母还不找疯了，他们会找上来的，会打死我。”
古丽两手做一个掰东西的手势：“你可以弄残他。”
阿帕尔说：“丧天良的事，不能干。”
古丽说：“你心眼不坏。”
阿帕尔说：“除非你贱卖。”
古丽说：“你说个价。”
阿帕尔说：“4000，看在老乡的面子上。”
古丽说：“成交，给钱。”
阿帕尔说：“给啥钱啊，咱俩扯平，你把巴郎领走，这孩子留下。你的小巴郎，他不跟我上街讨饭，嫌丢人，还拿把小刀子，捅我，一天到晚在外面玩，饿了就回来吃饭，你还是领走吧。”
古丽骂道：“阿囊死给（脏话），过几天我把巴郎带走。”
当天晚上，下起小雨，阿帕尔坐在小圆桌前喝酒，他教孩子喊爷爷，孩子不喊，他就用拐棍敲着地面说，“以后我就是你爷爷。”
巴郎哼着歌曲回来了，抓起桌上的煮羊蹄就啃，他看到床腿上拴着一个小男孩，问道：“这是谁？”
阿帕尔说：“买的，明天就带他上街。”
巴郎说：“那我先给他化化妆。”
巴郎把手上的油抹到小男孩的衣服上，又把烟灰倒在小男孩头上，小男孩哇的一声哭了。
“这样才像个小叫花子，不许哭。”巴郎拿出一把蝴蝶小刀威胁着。
小男孩惊恐地向后退。
“你叫什么？”巴郎用小刀捅了捅小男孩的肚子。
“旺旺。”小男孩回答，他吓得几乎要哭出来，却又不敢。
“旺旺。”巴郎重复着这个名字，哈哈笑起来，“你是一只小狗，以后我就喊你小狗。”
“小狗，你从哪儿来？”
小男孩摇了摇头。
巴郎拍拍额头，换了一种提问的方法：“你家在哪儿？”
小男孩想了想：“武陵青年路光华小区四号楼。”他说得很熟练，看来平时妈妈没少教他。
阿帕尔道：“再敢说武陵——”
老乞丐举起拐棍做个要打的姿势：“就抽得你乱蹦乱跳。”
“你妈不要你了。”巴郎说。
小男孩用手背揉着眼睛，呜呜地哭起来。
“那又有什么。”巴郎耸耸肩膀说，“我阿达进了号子，阿妈把我卖了三次，三次。”他向旺旺伸出三根手指，然后他把一个羊蹄塞到旺旺手里。
“啃。”巴郎命令道。
每天，阿帕尔都带着旺旺上街乞讨，旺旺已经彻底沦为一个脏兮兮的小乞丐。阿帕尔还用白胶、红墨水、棉棒在旺旺腿上制作了几个伤口，这些假的烂疮做得非常逼真，如果放上蛆，抹上一点臭腐乳吸引苍蝇，对乞讨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经常哭，旺旺的眼睛深深隐在一层阴影里，已经失去光彩。最初跪在街头，神色仓皇，对每个人都有着无法克制的恐惧，然后这个4岁的小孩习惯了、麻木了。巴郎有时也跟着阿帕尔乞讨，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在街上四处游逛。孩子是很容易混熟的，正如两颗星星的光芒是一样的。巴郎有时欺负旺旺，有时亲切地称呼他“小狗弟弟”。
有一天，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这样的天气没法出去讨钱，阿帕尔就躺在床上睡觉，老年人总是睡得很沉。旺旺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些卡片，两块磁铁，几个掉了轱辘的小车，他拿出一个很漂亮的塑料小人，对巴郎说：“给你。”
“垃圾箱里捡的。”巴郎不屑一顾。
“给你玩。”
“这有什么好玩的，”巴郎说，“有很多好玩的事，你不知道。我带你去冰窖，天热，那里也有冰。再去游泳馆，我们可以溜进去，从台子上跳到水里。我带你去三元里，看那个骨头女人，她还没死，还要去火车站看人打架。”
“我想妈妈了。”旺旺说，他抬起一双大眼睛，忍着满眶的眼泪。他并没有哭出声音，只是任由泪水涌出来，唉，这个小小的孩子已经学会了坚强和忍耐。
巴郎说：“哦。”
过了一会儿，巴郎打个响指，似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说：“这还不简单吗，我带你回家。”
两个孩子手拉手走在雨中，雨把他们的头发淋湿，他们不说话，就那样一直走，一直走，走出那个藏污纳垢的城中村，走过那些破败的堆满垃圾的小巷，走到大街上。旺旺紧紧抓着巴郎的手，我们无法得知这个4岁的孩子一路上在想些什么，在他长大以后，能否记起是谁带他走出这场噩梦，能否记得此刻他紧紧抓着的这只手？在一个菜市场附近，巴郎从身上摸出一张皱巴巴的钱，他对卖羊肉夹饼的摊主说：“来两个夹饼，我要请客。”他对旺旺说：“吃吧，塞到肚子里。”吃完之后，他们继续向前走，巴郎把旺旺领到天河区棠下街派出所的门口，巴郎问旺旺：“你还记得你家在哪儿吧？”旺旺点点头。巴郎说：“进去吧，让条子帮你擦屁股，他们会送你回家的。”
巴郎推了他一下，说：“去吧，小狗弟弟。”
说完，巴郎就迅速地跑开了。他藏在街角，偷偷地看到旺旺站在派出所门口放声大哭，一个女民警走出来，蹲下身询问着什么，然后拉着旺旺的小手走进了派出所。
巴郎放心地离开了，他用口哨吹着一首歌曲：
你有了花苑要栽果树，
你有了儿子把书念，
要教育孩子爱劳动，
做一个刚强的好男儿。
古丽在一次偷盗婴儿的时候被人发现，她被打得奄奄一息，事主怕她死掉，所以没有送到公安局，而是将她扔在了医院门口。
很多天以后，华城三元里世康大街出现了一个＂jinv＂，她是那条街上最老最丑的娼妓。她坐在发廊的玻璃门之内，像是安静的空气，静悄悄地培养着下身的金针菇。她不笑，因为门牙掉了两颗，即使是白天，她也给人带来夜晚的气息。这个尚未染上梅毒的女人对每一个路过的人招手，她特别钟情老年人，她钩手指，抛媚眼，甚至掀起裙子，然而生意还是惨淡。没过多久，她交不起房租和当地小痞子收的保护费，只好浓妆艳抹走上街头。这个站在路灯下打哈欠的女人，在夜晚她可以作为城市的夜景，正如乌云也是天空的一部分。
在华城的车站、码头、广场、地铁通道、人行天桥，有那么一群人，不管夏天还是冬天，老是躺在水泥地上，身上盖着一条破毯子，自己的胳膊就是枕头。站起来时，头从一个窟窿里钻出来，那毯子也就成了衣服。
他们还有一顶帽子或者一个破茶缸用来乞讨。
曾有个过路的小女孩在一个冬天对此产生疑问，她问妈妈：“这些人不冷吗？”
妈妈说：“他们是乞丐。”
小女孩说：“乞丐是什么？”
妈妈说：“就是要饭的，要钱的，叫花子。”
小女孩说：“他们为什么当叫花子啊？”
妈妈说：“因为他们穷，没钱。”
小女孩说：“他们为什么穷啊？”
妈妈不说话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小女孩又说：“他们的家在哪儿？”
沉默……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会禁止乞讨。
一个下夜班的纺织女工曾经看见过一个惊恐的画面：在她回家的路口，出现了二十多个黑衣人，他们姿态怪异，有的躺着睡觉，有的坐在地上不停地摇头，有的站着看着天空发呆，有的念念有词，有的大喊大叫，全都是破衣烂衫，臭不可闻。
在文明下面，在社会的土壤下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有位76岁的老人扮为乞丐，卧底行乞两月，自费万余元，揭开残害胁迫流浪儿童行乞的重重黑幕，他撰写的调查笔记，被国家领导人长篇批示。这位值得尊敬的老人是在深圳居住的北京离休老干部曹大澄。
在他的调查笔记中可以看到乞丐已经职业化、组织化、集团化，带有黑社会色彩，他们按籍贯聚集在一起，划地为界，如果有人侵犯了自己的地盘，那么就会爆发群殴事件。
每个城市都有着城中村，低矮的房屋，破败的街道，到处是垃圾，走进去，会看到几个又瘦又脏的小孩子用树枝敲打着一个瓦罐，离开的时候，那些孩子还在敲着。
华城粤溪新村，棠下村，租住着大量的乞丐。
这是一个唾弃不到的角落，污秽在这里汇集，渣滓在这里沉淀，让我们跳进这个粪池，走进这些人的灵魂深处。各种臭味混合在一起，眼前恍惚，只能看见光怪陆离的黑暗景象，有的像人，有的不成人形。他们群体性地蠕动，汇聚成一个怪物：丐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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