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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贸很赚钱，海贸非常赚钱。
我赚翻了，上回运到天津的倭铜，我让人用灰吹法处理之后，不仅得到了许多上好的红铜，还精练出许多白银。
光是贩卖这些白银，就收回了船运的成本价，剩下的铜则被我运到宫中，然后从户部近年新设立的宝泉局调了几个钱范，在宫中的铁匠铺里私铸钱币。
近年新发行的崇祯通宝做工上乘，钱范的制造成本也很高，每个铸钱算上买铜的成本，实际上朝廷是亏本的，赛里斯的铜价格很高，大猪蹄子咬着牙签了铸造新币的诏书，毕竟朝廷铸币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考虑到政治影响。
新朝新气象，自然要用新的钱币，在罗马的新皇帝上位之后，也是要发行新币的，只不过赛里斯人的钱币上要打孔，不能把皇帝的画像放上去，大猪蹄子脸皮这么厚，若是用他的脸做钱币正面，怕是打不穿钱眼，兴许能缀在盔甲上辟矢。
嗯？今天的花生不错，哪儿买的？
难得他有这份心，居然弄来了这么好的花生，看来还是有良心的嘛，知道我给他处理这档子破事有多辛苦。
吃你几个花生最多就几吊钱，但我把这些便宜的倭铜铸成崇祯通宝，获利少说也在三万两以上，虽说都是零钱，拿来买大宗货物很是麻烦，怕是要吃店家的白眼，不过我可以拿这些钱来发官员的工资嘛。
在京官员的工资，照例都是内帑出的，赛里斯帝国的通货历来都是以军饷、俸禄的形式流入市场的。
原本亏钱的铸币，因为有了便宜的铜，反而获利颇丰，可见工部宝源局、户部宝泉局都是在教条的照搬旧例，铸币体制僵化，或者情况更糟，有人在中饱私囊。不过铸币本来就有几百双眼睛盯着，反而不容易被人捞钱，所有账目都反复核对，库房日日查验，应该没人敢动这儿的钱。
在京城里受贿容易，但贪污就难了，巡城御史们可都等着借道友的人头来升官呢。
刘之纶也在偷偷铸私钱，他当我不知道，不过全天下有点追求的人都在铸私钱，他好歹用料还算足，铸的不是劣币，我也没管，几个藩王那就过分了，铸的劣币丢地上会摔碎，不知道里面的铜有没有一成。
我的父亲，曾经教育过我，钱币并不是财富，钱币的购买力才是财富，可惜世界上许多人都没认清这一事实。
物价和货币都只是表象，唯有看清价值的本质，才能在商业和贸易上无往不利。
“大猪蹄子，见信如唔，今天我铸了七万多吊大钱，你分一部分进内帑的银窖，剩下的当成今年的京官俸禄，按一贯兑一两，一半银一半铜钱的比例发给官员吧。”
“现在开始上课，今天教你货币经济学。”
按照父亲的观点，征收田税可以向农民收取钱币以代替农产品，这样是可以的，但税收的额度不能是定额，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黄金与白银的价格会慢慢下降。
为什么？
你傻啊，赛里斯就那么多地，每年就产那么多粮食，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京畿之地，每年有一万顷地，能产一千万石粮食，但市面上拢共有一千万两银子，这时候一石粮食便对应一两银子对吧？
兴许粮食会贵些，或者便宜些，不过我这儿就打个比方，就假定一两银子一石粮。
那天启元年，市面上大约是一千万石，到了崇祯元年，依然大致是一千万石，开垦田地是极少的，土地不会凭空变出来，而且开垦的土地都是好种的地，往后每亩新田，都会越来越难开垦。
但银子可不是，每年都会从矿山里被开采出来，比方说每年多开采十万两银子，那一百年下来，就能多上一千万两。
届时市面上就是一千万石的粮食，和两千万两银子了，这便是米贵银贱的缘故，除非突然多出一大片农田，不然粮食价格只会升，不会降。你以白银作为税收基准，那一百年后，收上来的白银虽然额度与一百年前一样，却只能买到原先一半的粮食。
赛里斯的银矿本就不多，若是闭关锁国，倒也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据我所知，朝廷虽然只在闽浙设有几个海港，从事少量海贸，可每年走私的贸易却有数百万两之巨，你见识过君士坦丁堡的金角湾贸易额度，这不过是新罗马盛世时的百之一二，每年也有近万杜卡特关税。
如此也不过是一城之地，以赛里斯的富庶，我看每年至少有五六百万杜卡特的白银流入国内，根据我的统计，除了少量的欧洲商品以及在东方廉价的胡椒，赛里斯根本不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运来的货物，那些拉丁人只能用白银来购买赛里斯的茶叶，瓷器和丝绸。
欧洲的拉丁蛮子吹捧赛里斯瓷器的样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哪来这么多白银的，兴许是在印地与波斯做生意赚的钱，但每年几百万两白银涌入国内市场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赛里斯现在市面上的白银存量有多少？有一亿吨吗？
这么多白银进入，肯定会导致物价越来越高，这是大势所趋，和灾荒、歉收和叛乱没有关系，就算是太平盛世也会导致百货腾贵，除非设法吸纳一部分白银，让它们从市面上消失。
粮食价格上升，就会导致政府官员和士兵原有的工资不足以购买生活所需物资，官员会腐败，士兵战斗力会下降，而朝廷的税收因为是定额，又无法增加行政开支和军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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