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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门外的钟楼传来悠远的钟声，听着钟鼓合鸣的节奏，现在应当是卯时一刻。
赛里斯人用阶梯水漏记录时间，并用正午的阳光校准时间。
这和罗马别无二致。
唯一的区别在于，尽管计时对于君堡和北京都很重要，但君堡政府并没有钱来维护精密的计时工具，现在主要靠日晷计时，晚上就早点睡，而赛里斯人居然到有钱请专人打更！
赛里斯人还有一种靠流沙驱动齿轮的时钟，不过这种钟比雇佣人照管水钟要贵得多，所以用得并不多，只是在宫中用作玩物。
我从床上爬起来，天还有些冷，不过这位皇帝的身体壮的像头牛，些许寒气根本不放在眼里。
按照惯例，我前往御书房处理政务，顺带用早膳。
书房的火炉子上，照理烧着泡茶用的热水，编写内起居注的小宦官战战兢兢的向我稽首行礼，垂眉顺目，手里还捧着一本笔记。
他一边念一边记录到：“三月十四，帝起于卯时，饮豆汁半碗，粥两碗，肉馅馒首十个，油条二十根。”
是谁人买的胶圈豆汁！想谋朝篡位吗！
我用热毛巾擦了擦嘴，挥手命人撤走碗筷，也把记笔记的小宦官撤走，张意和李顺分别带来了东厂、锦衣卫和夷事局的消息，便告退离去。
东厂和夷事局近来搜集的资料、经营的事情和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尽管表面上越来越势弱，实际上大部都已经转入地下。
哪有骑着高头大马，携着华服宝刀去搞情报工作的？搞情报，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讲究低调。
东厂和锦衣卫是旧机构，冗员严重，人浮于事，我命人几次清理整顿也不见起色，倒是夷事局另起炉灶，又以内帑拨款用作资费，做事倒是雷厉风行，如臂指使。
这也是因为夷事局主要对外，不受各个机构掣肘，人员又多启用于宫中和民间，还从锦衣卫中调拨了不少中下层精兵强将，每月还要拨出帑金十万两，比锦衣卫和南京锦衣卫加起来都要多。
不过舍得花银子下功夫，带来的好处也是惊人的。
我下了死命令，一定要设法往建州中枢埋钉子，几月下来，总算有几个探子潜伏进了后金占据的沈阳，都是和建虏有着血仇的辽东人。此外也有几个前往建州做走私生意的小商人被买通，在当地购置房产，用作据点。
我要间谍调查的情报不仅包括军队的调动，也包括后金的物价。军队离开城市之后，就很难被潜伏在城市里的间谍追踪，但物价高低是无论如何都瞒不了的。
黄太吉不论想对哪里用兵，都要事先筹措粮草，哪怕想因粮于敌，也要凑齐开拨的口粮。几万大军人吃马嚼一天，就要几百石粮食，一个月就要上万石，筹措粮草又需要时间，都会导致粮价发生波动。
现在后金的粮食已经涨到十五两一石，尽管奴儿哈赤和黄太吉近年来劫掠所得颇多，但关外终究是苦寒之地，亩产赶不上关内，银子抢的再多，粮食产出不够，依旧是白搭。
银子多有什么用，银子能当谷子吃？
国家的财富体现在器用二字，朝廷铸钱不过是方便工匠农民交换各自的“器用”，而白银铜钱本身一文不值。坐拥金山银山，若没有商人来卖你“器用”，依然得饿死。
后金银子多，谷子少，自然就有不少商人铤而走险，在关内二两一石买了粮食，走私到关外去，立刻就能卖六七倍。这是杀头的买卖，但能赚大钱，故而屡禁不绝。何况所谓商人不过是个代理，朝廷重兵封锁长城九边，哪个商人还敢带粮出关做生意？
还不是几位总兵、参将在偷偷倒卖关宁的军粮。
关宁军号称二十万，但东厂密报，各个军镇探听得到的数字，加拢了也只有八九万，朝廷却是照着二十万人的规格发的粮饷。
多出来的粮食又不可能运回关内卖，朝鲜这种穷国又没钱买粮食，粮食堆在仓里会放坏，那自然就只有一个去处了。
我很想替崇祯皇帝清理门户，把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都砍了，但是真把他们砍了，又找不出人来守卫关宁防线，说不定他们直接就投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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