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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电话挂断，挂不断的泪一径流了下来，我咬牙往关口走去。
也不知是第十几次走出那关口了，但从来没有这样割心的疼，孩子倒是洒脱，电话那端是他们愉悦的童音，两人都答应要乖，要做好孩子，我也装做快乐地和他们说再见，从来不知道做一个母亲是可以一面流那样热烫的泪，一面仍可勉强拼出那样温甜的声音。
队伍是十一个人，没有组织，没有经费，只凭一声吆喝，就这样各人请了假，硬挤出十七天的时间上路，十一人分三组，我们这组是四个人，主要安排访问的路线是美国传播机构、教会领袖和中国留学生。那一晚，丈夫守着电话打，一下子就打了十几通越洋电话，钱？管他，访问的路线就这样定了，钱，该来的时候就会来的。
扣好安全带，我把幻灯片从上皮包里抽出来，有一张还是朋友刚才赶着送到机场来的。幻灯片全是临时赶的，做我们的朋友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自己专去拣些别人不做的事来做，扰得我们的朋友也跟着忙得人仰马翻，他们都是在学业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却每每为了帮我们的忙不吃不睡的——不能想，这些事一想起来就心酸眼热，五仙如翻岩涌浆，无法平复。
“我们要组织一个基督教友好访问团到美国去，”那天我嗫嗫嚅嚅地打电话给秀治“我想要送些礼物给那些美国教会领袖，我希望那种礼物可以一直保存着，天天看，就会想起台湾，这样看来，当然是送画最好——我想要你几幅绣画，我出不起钱，可是布和绣线那些成本我总该出”
“不要，不要，”她叫了起来“真的不要，我也不会做什么，能为国家做一件事也是应该的。”
秀治是一个质朴的人，从来不懂得宣传自己，也只有她那样纯的人才能有那么醇的作品，她从来舍不得卖画，每次卖，都是为了教会的慈善活动，她那样千针万线绣出来的啊她捐了三幅画，我棒着那样的画，觉得天地都为之庄严肃穆起来，同时捐出的还有王蓝跟许坤成。王蓝并且把他的画袋借给我，所有框好的画都放在那里面，我生平没有提过那么殷实沉重的东西。
配合幻灯片放的录音带是“解大哥”帮的忙，临行的前一夜，我们还磨在录音室里，一遍一遍的修正着，他一会儿钻到唱片库里去，一会儿又钻到控制室里来，声音也是琢磨了又琢磨，总想做得最好，走出录音室已经是次日凌晨了，他送我回去，北安路上夜静静地平展着，我们走到路口，他叫了车给我，跟我辩说：“张姐姐，对你们夫妇，我真的可以说：‘我很爱你们。’”
我跳上车，一句话也没说——不知该说什么，上天为鉴，所有的朋友都对我太好，我永远不能偿还，多甜美的欠负！不是“常恨此身非吾有”而是“常喜此身非吾有”全是朋友们的恩情缀成的。
我把录音机打开，开到最小声，一面摹拟着要怎样配合幻灯画面——在二万多尺的高空，时空？没有时间去管时差了，我一下飞机就得去工作，我也许会累，累就累，我得去放映，去谈，去辩论，去指责，去跟人聊通宵，在冰天雪地里把自己走成一介苦行僧侣，连孩子都横下心交给爷爷奶奶。这十七天我们如果不拼命就对不起自己。
跟孩子一起交给人的是学生，一开学就请假，让我觉得歉疚，但黄答应来代课使我喜出望外，他要跟学生讲中国诗的欣赏，每次跟他通电话，都使我迷惑，似乎仍是大一那年，似乎仍同坐在中文系的第一教室里上课，似乎凭栏望去仍是涨绿的双溪，以及有若长虹的桥柱的青山。但二十年过去了，他已是文学院院长，他答应来演讲，我自豪，因为有一位才华过人，以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从“大一学生”变成了“学者”的朋友，但我更自豪的是这个我所身处的社会，这个社会允许一个肯上进的穷苦大一学生，在十几年间成为文学院院长。
丈夫的大箱子里带的是一百七十张展览用的图片，照的是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那些苍凉的画面时而是一片西北的屋脊，时而是一片江南的烟波。为了省钱，那些照片全是他杂志社里的同仁自己冲洗的，没有暗房，他们就把洗手间围上黑布装成暗房，每次要冲洗照片的时候就前前后后的宣告：“谁要上一号？谁要上一号，要去的快去，关上了门就一个钟头不准进来！”
他们没日没夜的洗，那一百七十张大挂图就是这样洗出来的。感谢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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