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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兴奋，把我们送他的票都送给了医生，却自己掏钱给孩子买了票，我们给他一万元的作曲费，他也不收，他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钱这回事，你们可以奉献，我也奉献吧！”
他向医院请假要去看戏，院方很为难：
“让我去，也许是最后一次！”
他到了，坐在艺术馆里，大家都动容了，在整个浩瀚的宇宙剧场中，即使观众席上只有史先生一人，我们的演出就有了价值。
幕落了，我们特别介绍了史先生，他在掌声中站起来，赶到后台和演员握手，演严子的王正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剧场原是最熙攘也最荒凉的地方，所有的聚无非成散，所有的形象终归成空幻——那是他死前四十三天，他安慰啜泣不已的正良，他说：
“演员的压力也真重啊！”他倒去安慰演员，他真是好得叫人生气！他从不叫一声苦，倒像生病的是别人，连医生问他，他也不太说，只再三致谢——而其实，不痛苦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躺着，故作轻松地说：
“我不起来，我有点‘懒’。”
他不说法舒服，只说“懒”我发现他和探病者之间总在徒劳无益地彼此相骗。
由于医学院教书，我也找话来骗他“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两组实验，有两组老鼠，都注射了肺结核，但第二组又加注了肾上腺，结果第一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第二组老鼠仍然很兴奋，爬上爬下的活动。”
“对，”他很高兴“我就是第二种老鼠。”
我也许不算骗他，我只是没有把整个故事讲完，实验的结果是第二组老鼠突然死去，解剖起来，才发现整个肺都已经烂了——那些老鼠不是没有病，只是在体内拥有一些跟病一样强的东西。
戏演完后，照例的尾声是挨骂，我原来也不是什么豁然大度的人，只是挽惯了骂，颇能了解它是整个演出环节中必然发生的一部份，也就算了，倒是他来安慰我：
“别管他们，我这儿收到一大把信，都是说好话的。”他竟来安慰我！
他的白血球下降了。
他开始用氧气了。
他开始肺积水了。
也不知是谁骗谁，我们仍在谈着出院以后合作一个cantata（清唱剧）的事，那已是他死前十天了，他说：
“我希望来帮你忙。”
其实，我对cantata的兴趣不大，我只是想给一个濒死的人更多活下去的力量，我想先把主旋律给他看，但那是苏武在冰天雪地中面临死亡所唱的一首歌，我怕他看了不免气血翻涌，以致不能静心养病，矛盾了很久迟迟不敢出手，而现在，他再也看不到了，那首旋律曲定名为血笛。
我的血是最红最热的一管笛
最长最温柔的笛
从头颅直到脚趾
蜿蜒的流绕我淙淙的爱
给你我的中国
我的心是最深最沉的一面鼓
最雄肆最悲伤的鼓
从太古直击到永恒
焦急的献出我熊熊的爱
给你我的中国
也不知算不算春天，荣总花圃里的早樱已经凄然地红了，非洲菊窜得满地金黄。
有一天，司马中原打电话来问我他的病房，他说华欣的人要去看他。
“反正，也只剩下他骗我们，我们骗他了。”我伤感地说。
“本来就是这样的——要是我有这一天，你也骗我吧！”我感到一种澈骨的悲哀，但还是打起精神为他烤了一块西式虾糕托司马送去，事后他的女儿告诉我：
“爸爸只吃了几口，他说很好吃。”
就那样几句话，我已感到一种哽咽的幸福。
记得有一次我去台南看史先生的老友赵先生（滚滚辽河的作者），赵太太在席间忽然说了一件从来不曾告诉人的三十年前的秘密——那是连史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的。
那时候，史先生要出国学音乐，老朋友都知道他穷，各人捐了些钱，赵先生当时是军医，待遇很低，力不从心，但他还是送了一份钱——那是卖血得来的。
事隔二十年赵先生只淡然地说一句：“我卖血倒是很顺便，我就在医院做事啊！”有一个朋友肯为你卖血当然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反过来说，能拥有一个值得为之去卖血的朋友，他活着，可以享受你的奉献，应该是一件同样幸福的事。
“他们那一代的事，今天的人不但不解，”有一次和亮轩在电话里谈起，他说“而且也不能想象。”
真的，在观光饭店饯行，指定喝某个年份的白兰地，谈某某人的居留权，谁能了解那个以血相交的一代。
史先生上就受过洗，他一直不是那种打卡式的标准信徒，然而他私生活的严谨，他的狷介耿直，期之今世能有几人，在内心深处，他比谁都虔诚都热切。
他初病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他，附了一篇祈祷文，我没有告诉他祈祷文的作者是我，我不惯于把自己的意志强烈地加在别人身上，但他似乎十分快乐，他说：“那篇祈祷文真好，我已经照那样析祷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要儿子给他买一本笔记簿，那篇祈祷文抄录在第一页上：上帝，我是一个渺小的人
但仍然懂得羡慕你的伟大
上帝，我是一个常犯错的人
但仍然渴望去亲近你的圣洁
上帝，我是一个脆弱的人
但仍然向往十字架上救赎的爱
上帝，我的生命短暂如一声叹息
但永恒在你
上帝，我不知何所归依，如风中一苇，
但看见你，弱草亦化为芦笛
上帝，别人只能看见我昂然站着的身影
你却窥见自内心深处向你膜拜的我
我趁香港开会之便买了个耶路撒冷的橄榄木做的十字架送给他，木纹细致古拙，他很激动地抱在胸前，摩挲着，紧按着，那一刹间，我觉得他握着的不是一个小礼物，而是他所爱的一个生活模式——他一生都在背负着十字架。
他一再向我道谢，说我给了他最贵重的礼物——其实和他所赠给我的相比，我什么都没有给他，他给我的是他自知不起后仅馀的健康，是他生命末期孤注一掷的光和热，我无法报答他相知相重的情谊，我只能把自己更多地投向他所爱过的人群。
1977年2月14日下午3时50分，他闭目了。
有些人的死是“完了”史先生的却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一个“人”的历程。
严子与妻的配乐，并非他最后的绝响，因为真正的弦音在指停时仍琤琮，真正的歌声是板尽处仍缭绕，史先生留下的是一代音乐家的典型，是无声的大音，沉寂的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