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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要闹大，这么一来，小良啊，我们就要对自己写下和发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负责任。你明白吗？”
“明白，李主任，我会把采访的文字记录，时间地点，照片，录音材料，统统准备好，你尽管放心。”我信心百倍地说。
“那就好那就好。”李主任满意地说“怎么样，还是有些紧张吧？”
“不，李主任，”我赶紧否认“我胸有成竹，一点也不紧张。”
“不紧张？那你的气怎么喘得这样凶，我都听出来了。”
“呃”嘴里说不紧张，但我局促的喘息还是透过话筒传过去，让李主任听出来了。
“没关系没关系，这也是正常现象。”李主任安慰我说“别说你了，小良，就是我，这一辈子也没打过官司呢。就这样，周一上班我们看过传票以后，再仔细商量对策。”
道了再见，我慢吞吞地搁回话筒，转身离去，公用电话亭里老伯提醒般叫了起来:“哎，电话费。”
瞧，还说我不紧张呢，紧张得连电话费也忘交了。
回到家中，我再没心思梳理城乡接合部的“贫民窟”问题了，我翻阅着采访本，用粗粗的碳素笔一一画出那些采访记录，我还翻出那些原始录音，分别把它们装入信封，在外面标上记号。惟一没在我这里保存的，是那些照片，我拍回来以后，全交给美术摄影部处理了，时间不长，他们不至于找不到吧。对了，周一去上班，头一件事情就是去把这些照片找出来，有些特别有说服力的，我还得请摄影部放大。
我心里搞不明白，佳居实业有什么官司可打的，那一道道显而易见的裂缝，那些个漏水的山墙，渗水的管道，堵塞的下水道，关不严实的门窗证据都在我的手里，他们就不怕我在法庭上公示于众吗？他们有时间打官司，还不如花功夫把这些纰漏一一弥补修复呢。
虽说自觉得底气很足，虽说我掌握了佳居实业质量方面的种种证据，但我还是有些心神不定。万一佳居实业请了有名的律师呢，上海滩的大律师，其雄辩的口才，可是出名的呀。万一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买通了法官呢？佳居实业房产公司，有多少人啊，这些人在上海滩该有多少关系啊。即使没什么关系，他们还可以花钱买通啊，那一次，为阻止文章见报，虽说和我素不相识，他们不还愿掏出十万，来摆平这件事嘛！为打赢官司，他们很可能把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都耍出来的。
而我，我有什么呢，在上海滩，我啥子关系都没得。有的就是一股正义感，一股憨劲、一股傻劲。
想到这儿，我不由得不寒而栗。谁知道在茫不可知的前方，会不会有陷阱等着我跌落进去呢？
我突然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我把窗户统统敞开，开得大大的，好呼吸窗外的新鲜空气。噢，什么时候，上海会有我的家乡缠溪那么清新凉爽的空气就好了！在立秋之后的缠溪，田野里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农活自然是更忙碌了，可是再忙，身子骨再累，空气还是爽洁宜人的。不会有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茫然地一无所思、一无所欲呆痴痴地坐着，我会突然地想起县中毕业班的谌老师——那个长得高高大大、一头花白头发、喉咙响得一大个操场坝子都能听见的老师——在我们毕业那一年给我们讲的往事。
那一年谌老师五十八九岁了，他时常念叨说我们这个班是他这一辈子带的最后一个毕业班了，他还有一年多时间就退休，没有可能从高一年级起再带一个毕业班了。他衷心地希望我们参加高考的同学，都能考上大学，能考上北京、上海大学的，就考到省外去，考不上省外大学的，就考省城里的大学。考不上省城里的重点大学，考一般的大学也可以。就像他这样，哪怕是考上省城里的师范学院，也能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谌老师的家就在县城里，他的夫人是县医院的医生。他们两口子的一双儿女，女儿在省城财大毕业当会计，嫁了人，定居在省城河滨公园附近；儿子在北京读研究生，准备出国。谌老师的家庭，无论是在县中，还是在整个县城里头，都是被作为楷模称颂的。连县委书记、县长来学校时即席讲话，都要提及谌老师。
谌老师说他已经日薄西山，结构封顶，无所作为也无所求了，他惟一的巴望就是自己教的学生能有出息。他说他是穷苦农民的儿子，他是缠溪那后半边长箐地方的人。那地方偏得恼火，山大干土多，就是缺水，没有缠溪地方滋润，也没有缠溪那么美的风光。
谌老师说他高中毕业那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饿饭啊，莫说读书了，就是活着熬过来都不容易。
临近高考前几天，他回到村寨上。他的父亲，一个脸上爬满了愁惨皱纹的老农，把他领到了坡上，指着干巴贫瘠的土地说，长箐这地方，不要说出大学生了，就是出你们这几个高中生，都是稀罕事情。你去考吧，考上了，你就摆脱世世代代在泥巴地上勤扒苦挣的日子。考不上，你就回家来，像我一样在这块土地上刨食吃。以后说上一个乡村里的能干婆娘，在劳累中过一辈子山寨上的平静生活。
谌老师说他完全听懂了父亲的话，他望着蓝天，望着山间飘飘悠悠的雾岚，迎着从垭口那边吹来的风，声气不大地对父亲说，他要考上，他也能考上。他真的很憧憬层层叠叠大山外头的世界，想到外头的世界去看一看，太想了。
要去赶考了，他的父亲没有给他准备钱，也没有给他粮票，这些东西学校里补助给他了，仅够他考试那几天用。他父亲笑了一下，那笑容就像在哭。他父亲给他准备的，是一包馒头。
长箐地方不产麦子，故而那里的人也不会做馒头，谌老师询问地望着父亲。父亲对他说，饿饭饿得最凶那些天里，他跑去了川黔铁路工地，工地上的人，对他说，紧缩开支，我们不招民工。他说，我不要工资，不要钱，我天天随你们干活，白干，你们只要管我吃饭就行了。人家看他人高马大，有力气，干活时又肯出力，便朝他点了一下脑壳，他就此留了下来，天天随着工人们干铁路工地上那些挖土方、抬石头、挑石碴、扛木头一类的苦活、重活、累活，直干得筋疲力尽，浑身淌虚汗，工人们开饭，他跟着吃饭。到了工人们发工资的日子，食堂大师傅见他那么卖力地干活，人又实在，却没工资领，就同情地多给他几个馒头，顺便舀一勺酸菜肉末给他。他把酸菜肉末舔了个一干二净，领了十几个馒头，一层一层包得严严实实地就往家里跑。大师傅问他为什么不把肉末带一些回家，铁路工地上一个月可是只炒两回肉吃，很难得的。他苦笑笑说肉末的香气太浓了，走在路上一闻就晓得，那是要遭人命灾祸的。他低头指指那包馒头说，也不能让馒头的香气透出来，他怕透出来以后就在路上给人抢了。馒头带回家，一家人眼睁睁地瞪着那包包，不断地咽着口水，那是灾荒年头的乡村啊，一点点食物的香味都能引起人极大的欲望。一家子人饥肠辘辘直等到夜深人静，才敢拿出来吃。馒头冷了，不敢把它重新蒸热，一蒸寨子上的人就都闻到香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