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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宿舍，略事洗漱，邵长水便和衣把自己放倒在了床上，合上眼，稍稍镇静一下自己，让呼吸匀和下来，然后又坐起，重新翻开记事本，把跟曹楠的谈话内容，逐一回忆了一遍。他忽然想起，跟她谈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没问一下，祝磊那份材料的原件到底哪去了？还没整明白在保险柜里被炸掉的那份，究竟是不是那原件。
他赶紧打通五号楼的电话，告诉曹楠先别忙着休息，他还有个挺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来补充问一下；说罢，匆匆往五号楼赶去。
曹楠当然不会马上休息。经过这样一番谈话，就是木头人，一时半会儿也无法平静。况且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手腕上的伤口比在医院“抢救”时那会儿，一胀一胀地跳疼得更加厉害了。也许那会儿只想着死，疼就完全被忽略了。也许大夫当时用了麻药或止痛的药，而几个小时过后，这些作用于神经的玩意儿，逐一在失效。
也许八十八号这儿的环境，那死一般的寂静，能使最麻木的人也可以充分感觉到自己身体上每一点最微弱的疼痛她低声呻吟了几下，辗转换个睡姿，还是忍受不住，便开开灯，查看了一下伤口处的包扎。刚想探过右手，去拿水和止痛片，门外就有人进来了。她以为是邵长水，便索性披上衣服坐起。但进来的是复核组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她被安排在隔壁房间休息，目的还是为了照顾和看护曹楠。
“疼吗？”那女工作人员递过药片和水，轻声地问道。
“真对不起，闹得你们都没法好好休息。”曹楠诚恳地说道。
“年纪轻轻的，干啥不行.非得走那绝路”女工作人员跟大姐或大嫂似的，温存地啐嗔道。
“”曹楠红红眼圈，低下头去。
“快把药吃了。躺下吧。”女工作人员说着，就要替曹楠把披在肩膀头上的衣服给去了。
“一会儿邵助理还要来说事哩。”曹楠忙解释道。不知道为什么，她总习惯称邵长水为“邵助理”也许看他的年龄和气质，应该是担当“助理”那个角色？
“没事。他来归他来，你就躺着。出那么多血，不好好歇着，怎么行？吃一堑长一智啊。流点血，长点记性。你不想想，你要真出事了，最受不了的是谁？还不是你爹妈？！”女工作人员提到“爹妈”眼睛略略湿润起来。
“”曹楠再次低下头去。
“躺下吧。快躺下吧。有啥事。叫我。啊？自己别瞎动。”女工作人员替曹楠掖好被角，拧弱了有调节光线强弱功能的台灯，便径直回她自己的房间去了。她也想到，一会儿邵组长还要来，留一点灯光，比较适宜。
没等脚步声完全从房门口远去。曹蒲便又慢慢睁开了眼睛。疼痛，加上稍微的头晕，口干舌燥，使她觉得还是稍稍坐起来一点为好，同时又喝了口水，润润又有点苦涩的喉咙，挣扎着把外衣穿好，并设法把伤了的左手垫得高一些——这也是刚才那位“大嫂”教她的，抬高受伤部位，免得血往那儿淤积！能暂时减轻伤处胀疼。
不知是此方法的功效，还是刚吃下的那两片止痛药的作用，或者还是因为同时使用了这两种方法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暗示作用，伤处果然不像刚才那样火辣辣地疼了。执疼到不太疼，这种感觉真好。但这一刻的恍惚间，她再次感觉到冰凉的刀口切割到手腕上的那一阵麻酥酥的痉挛，再次看到自己在拿起刀片前，在屋子里不知所措地近似疯狂的张望.那种绝望和恐惧，多义的绝望和恐惧，非常混乱的恐惧和绝望
事情当然还是由齐神父的那个电话引起的。齐神父并不知道“改写”和“伪造”的事，但她是知道的。那天，劳叔跟她谈完后，她心情非常古怪，说沉重，不太够；说压抑，也不太全面；说害怕，似乎仍嫌单一了些她不愿意相信劳叔因为对他自己和周围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了，才要向这世界说“假话”的，而且还要“强使”即将被处决的祝副市长在临死前也“奉献”出一份“假话”
难道人只能这样活？他们的今天，就是她的未来？
接受委托，把一个人，一个曾被自己“无比”钦羡和敬仰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话，从“死的牢笼”带往“鲜活的人间”——这使命让她惶惑，却也让她激动万分。替一个活在最艰难之中的人做一件他最想做的事，而且又充满着风险——二十岁刚出头的她为此而激动、战栗。她一直为自己能跟这些富有阅历，并且充满生命活力的长者交往而感到荣幸。(有没有虚荣的成分？也许吧。)图书馆是一个收藏历史的地方，哪怕是最新出版的书，它本身和它的讲述，都是属于过去时的。即便它讲述的是对未来和未知的预测和猜想，当这些预测和猜想形成文字和书籍，被送进图书馆来以后，它一定也就成为了“以往”和“已知”更新的预测和猜想，对更广漠的未知的探索，一定已经或正在萌发和产生了。站在图书室的柜台里，注视着柜台外来借书还书的人，她知道自己其实是站在历史和现实、已知和未知的交界线上。她把历史递给现实，她让现实倾听历史。但她知道，自己却是浅薄的、苍白的、柔弱的，甚至在许多时候还是茫然的。有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让她有
足够的理由让自己感到“茫然”她寻找成熟、成就，寻找力量为此，她结识了李敏分、劳东林，结识了祝磊，以至顾立源书，是他们之间的媒介。他们从她这儿找到了书。她要在他们这些拥有现实的长者身上去寻找对她来说依然还是比较遥远的“现实”他们都对她很好——虽然各有各的好法，但有幸的是他们都不曾妄图“伤害”她。(是来不及，还是不敢，还是压根儿就不愿意伤害她？她没细想过。)跟他们交往，总有一种异样的陌生、紧张、兴奋和忐忑，同时也存在着一种隔阂和拘谨。其实她并不想完全破除这种“隔阂和拘谨”反倒是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她时时感觉到有那种破除这“隔阂和拘谨”的冲动。
第一次见顾立源，就让她感到特别不习惯。是祝磊带她去见顾立源的。那会儿，他还没调省里来。也就是后来所有人都说他自我感觉最好的那个时候——还在陶里根当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时候。“这就是你说的那‘闺女’？那，是不是该叫我大伯？”他嚷嚷着，用力地握着她的小手。标准的国字脸，浓眉，吐字十分清晰的男中音嗓门，狡黠而活跃的目光.宽阔的前额和稍嫌稀少的头发.肩头披着那件“著名”的黑大衣，不时地习惯性地耸耸头，以使大衣不会从肩头上掉落下去。不管上哪儿身后也总是跟着一个或两个秘书、随从之类的人。一转身，一投足，他那双永远擦得明光锃亮的扁头皮鞋总在闪烁着经典的光彩所有这一切都使年轻的曹楠产生了特殊的困惑，他怎么不像平时在报纸和电视里常常看到的那市委书记和市长啊？他怎么更像印象中的老板、经理？而让她更为“出奇”的是顾立源接下来说的那句话：“我是不是得给一点见面礼啊。”他大声笑道。这句话刚说完，他那位秘书立即从随身带着的黑皮包里数出一千元现金递给曹楠。当时给曹楠的感觉，自己就像是个上这屋里来搞直销的女孩，众目睽睽之下，可怜兮兮地正等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拿多少？”对钱的多少似乎有非常准确的敏感度的顾立源，在瞟了一眼那些票子后，立刻很不高兴地瞪了秘书一眼，训斥道“你在打发谁呢？”秘书苍白起脸，忙又数出一千元。顾立源更不高兴了.大声呵斥：“你抠抠索索地在丢谁脸呢？花你钱了？快掏！”秘书吓得赶紧再去黑包皮里掏钱。但在包里摸索了一下后，那只手好像是粘在了包里似的.迟迟也拔不出来了。在场的人，包括顾立源自己都明白，包里肯定没现金了。秘书又不敢明明白白说出这个可能会让顾立源更加恼火的情况。顾立源一时间也有点尴尬：这时.聪明的祝磊出来救场了。他微笑着走过来，从那两摞现金里馒条斯理地抽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递到曹楠手上，说道：“颐伯伯的心意你明白了就行了。他是想给得越多越好。但多到什么份儿上才是个头呢？多就是少，少也就是多。惟少才能多，惟多才知少=没有少，也就不会去多。没有多，也就不会去少。少者，多所倚。多者，少所趋。好了好了。多多又少少，少少又多多。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这‘多’和‘少’，就是这个世界所有人为之苦恼的向往的矛盾的挣扎的根本。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上来吧。回到这最少、也是最伟大的起点上。拿着吧，闺女，顾伯伯希望你能在这‘一’的基础上，演绎出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幸福未来的百、千、万来。”随后他把其余的一千九百元又放回到那个黑皮包里了。事后，曹楠困惑地问李敏分：“您不是一直特别推崇陶里根的这位顾书记的吗？我怎么看都觉得他就是一个俗人。对不起，我甚至都觉得他有一点‘恶俗’。你瞧他那霸道劲儿，加上那件在肩膀头上晃唧晃唧的黑大衣，那两个一时也不离身的跟屁虫，还有让他那些跟屁虫替他往外掏钱时那股老子天下第一的蛮气，啥市委书记么，整个儿一个黑老大嘛。”李敏分笑道：“没错，在陶里根市委市政府机关里，上上下下都叫他‘老大’。”曹楠皱起眉头问：“这样好吗？”李敏分笑道：“这有什么嘛。‘老大’这个称呼本身并不具备什么褒贬性。渔民把渔船上掌舵的人称作为‘船老大’，是褒耶，贬耶？我们汉族人把家中长子也称作‘老大’，是褒耶，贬耶”曹楠特别忌讳别人不把她当“汉人”于是立即抢过话头说：“你们汉族人？别跟我说这个！”李敏分忙挥挥手笑道：“咱们汉人。咱们汉人。对不？”然后他又解释道：“顾立源从本质上看就是一条咱们北方的豪爽汉子，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一个特别耍得开，又特别收得拢的人。你现在看到的，无非只是他表面上的一些东西。一些很浅层次的东西。”“他深层次还能有啥？我真的很怀疑”曹楠皱起她那好看的小尖鼻子，哼哼道。“那你可大错特错了。”难得激动的李敏分这时却激动了，立刻站起来大声叫道“这是一个深浅难以捉摸、前程也让人无法估量的人。难以捉摸，无法估量。难以捉摸，无法估量啊。”他毫不吝啬地倾情重复了两遍。
后来，曹楠在不断接触顾立源的过程中，才真正体会到了李敏分当初所说的这“难以捉摸”和“无法估量”八个字的含义。这里有令她“生厌”的东西，也确有让她“难以捉摸，无法估量”的东西。那一回见面后不久，颐立源到省城来参加省委扩大会。前边说过，按这两年的惯例，只要顾立源一到省城.那些先行调到省城来工作的陶里根籍干部都会找个好地方“聚一聚”让他“高兴高兴”“放松放松”同时也让他们自己“高兴高兴”“放松放松”自从祝磊调任省财经学院副院长后，这样的聚会一般都由他牵头组织。参加聚会的常常还会有在省城做生意的一些陶里根籍的老板。当然，能有幸参加这样的聚会，一定是有相当实力的大老板。一来，这些陶里根籍的老板平时和这些陶里根籍的领导干部们的确也是处得相当不错的朋友、哥儿们；再者.有这些老板参加，聚会无论花销多大，也就有人埋单了。所以.潜意识中，大家也愿意有这样的老板参加。这些老板当然根本不在乎这一点花销.都争着埋单，争着做东。
那回曹楠也参加了：是祝磊把她带去的。这是曹楠第二次见顾立源。顾立源还是那样的咋咋呼呼。但可以看得出，他见到曹楠，非常高兴，主动过来拉曹楠的手.亲自安排她坐在他身旁的贵客位置上。说话的时候还老拉着她的手不放。有时干脆搂着她的肩，把脑袋贴过来.几乎要挨着她的脸颉了，仔细倾听她的低声细语。(曹楠是心慌，不自在，才不敢大声说话的。但这样一来，却闹得她越发心慌，越发的不自在.还有一点反感。)但很快，她得以稍稍地安心了：原因是。她发现，昕有在场的人都没把这当一回什么事。没人用异样的眼光去看着他俩。难道他们都认为这么接触是很正常的？可再问一问，这么接触.又有什么不正常的呢？这一群人，年龄大约都在四十至五十之间.均为阅尽当下人世沧桑的中年男子，还有什么场面是他们“读”不懂、或“读”不了的？他们都是顾一手提拔和扶携的，顾把他们视为心腹。他们视顾为知己。况且，曹楠后来发现，顾书记注视她的眼神里有一种让她非常意外、甚至让她多少还有一点感动的东西.那是一种很直率的探询，很平等的交流，他把那一帮人完全撇在了一旁.只是在低声地跟她探讨一个“心理学”问题：“心理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正常能力的发挥？“心理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会不会产生“心理问题”？为什么长久以来，心理问题在我们这儿总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们这种超稳定结构的社会体制，对人的心理病态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呢，还是相反，仅仅是在起着掩饰和推波助澜的作用？等等等等。开始，她还能回答一二，到后来，完全听他一个人在那儿絮絮地论述了。她也回答不上来了，他也不容她插嘴了。听得出来，他对这个问题，是读了一点书的，也做了些思考的，但也仅此而已
在他跟她谈论“心理学”问题的时候，别人也在三三两两地谈论着他们各自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平时也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像今天似的，凑到一块儿来的。一旦凑到一块儿了，总是会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的信息要交换，有很多的事情要相互“拜托”也有某些以往的误会要澄清，甚至有一些“秘密协议”得赶在这样的机会里赶紧在口头上“草签”了。这时候，顾书记往往会突然停下跟曹楠之间的激情论述，突然插到其他人的谈论中去，针对他们正争得不可开交的某一件事，或狠狠地把其中的某一位批评一通，或为他们做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或发出一些严厉的警告，然后又回过头来接着和曹楠论述他的“心理学问题”这的确让曹楠非常吃惊和佩服。他那么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始终在掌控着局面，即便在这么一个很具体的微观场面中，他也绝不“放之任之”是责任感所使？还是精力特别旺盛所使？还是权力欲过于强烈所使？还是他太把这些同志当自己人了，所以他们的一切，他都想干预，都想帮助，都想指点，才做得如此无所顾忌？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任何场合下都这么无所顾忌的。这顿饭吃到一半时，又来了两位陶里根籍的女老板，是姐妹俩？还是妯娌俩？还是俩老同学？这就说她们不清了。反正她俩一来就嚷嚷，今天这顿饭，由她们埋单，然后请各位上青光剧场看二人转。位子都订好了，是三十元一位的贵宾席。据说在剧场里演出的是铁岭赵本山那圪瘩最好的二人转剧团。然后就闹着非要跟顾书记敬酒。“能喝一斤的喝八两，这样的干部欠培养。能喝八两的喝一斤，这样的干部党高兴。”“你喝仨，我喝仨，咱俩花好月圆一窝发。”“一窝发、一窝发”其中一位女老板一边接茬往下说笑着，一边一歪身就要往颐立源褪上坐去。顾立源却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一侧身，躲过了那“一歪”.并用手扶了那位年轻的女老板一把，笑着连声说道：“喝多了，你喝多了。”那位女老板把眼一瞪“哗”地往自己手上那个玻璃杯里倒了大半杯五粮液，足有三两多吧，一口就干掉了，然后小牙一咬.小眼一瞪，发着狠劲儿说道“今儿个在顾书记跟前，谁谁谁也不许不不许说自己喝多了。谁说自己喝多了，就罚一瓶吹。”所谓的“一瓶吹”就是一手拿着一瓶白酒，一手叉着腰，嘴对着瓶口，一仰头一气喝完一整瓶。那形状酷似“吹号”所以“美”其名目“一瓶吹”“好。喝酒就得这么干脆。”顾立源赞许道.让一直伺候在一旁的服务生给自己的玻璃杯里也倒了有大半杯的五粮液，并一口干了。还倒扣过杯子，向在场的各位亮了亮杯底.赢得一片掌声。但后来曹楠发现，不管这两位女老板如何地来跟顾“套近乎”顾总是不温不火地跟她们保持着三分距离，总是习惯性地把手都背到自己的身后，后来其中的一位实在疯闹得太不像话了，两位男老板不得不把她架了出去。其中一位是介绍她俩来的.事后挺不好意思地向顾道歉。顾却十分宽容地挥挥手.什么批评的话都没说，还简单地问了问她俩企业的情况，知道她俩还在艰难起步之中，便请那位男老板转告她俩，有啥困难，可给他秘书打电话：还说，这两人将来一定能办成一点儿事，就是路子有点野.得攒着点劲儿、留点后路才行。
后来，曹楠跟祝磊也谈过自己对顾立源的印象。祝磊让她别在背后瞎议论领导，同时也说了一些李敏分说过的话，比如：你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不可以只凭这些很浅层次的东西去判定一个人，更不可以据此去判别一位领导同志。人是一种很复杂的生命现象，非此即彼不对，非黑即白也不对。当领导的也一样。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他们最大的难处是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自己。他们得遵从多方面的需要而不断改变+不断重新塑造他(她)自己。能够不断改变自己、不断重新塑造自己的，就是成功者。反之，就很难说了。所以，你们在场面上看到的，常常不是他们真正的自己。而他们真正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有时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也常常被许多人忽略，有时甚至被他们自己所忽略、遗忘，甚至“丢弃”“您也是这样？”曹楠好奇地问道。“你说呢？”祝磊不置可否地反问道。“您也是当官的，而且官也不小。但我觉得您在人前人后，变化不大嘛。”曹楠想了想，说道。“是吗？”祝磊仍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漫不经心地反问道。后来，相识得更熟了，她才从祝磊和李敏分那儿得知，顾立源这些年的确有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市长后的两三年里，变化最大。他原先为人也豪爽，办事说话也干脆利落，脾气也有点急，而且聪明，点子多。人说他“眼睛一眨一个点子，一转身一个点子，一个坏笑一个点子”但，很明显的区别是，那会儿极少看到他在公众场合发脾气。基本上不会逮谁训(骂)谁。而现在，这几乎已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这里当然也得说一说顾立源和祝磊的区别。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来，曹楠所关注的一件大事。祝磊每过上一段时间，总会打个电话把曹楠叫到家里，或别的什么聚会场所去“聊上一聊”问问工作、生活情况。顾立源却很少这么做。在这方面，顾要显得谨慎得多。在曹楠的记忆里，好像顾书记从来也没有单单为了要
见她而主动打电话来叫她的。顾在陶里根任职时，曹楠还能见他多些——因为有那样的聚会。自从曹楠认识了顾以后，每一回这样的聚会，祝磊总会叫上曹楠。一见曹楠，顾总会显得特别高兴，拉着手，搂着肩膀，低声说上一些玄而又玄的话题。他喜欢称呼她“我们的小朋友”、“早熟的小朋友”、“眼睛会说话的小朋友”、“脸色苍白的小朋友”有时还会称她“阴沉的小朋友”但也就仅此而已。从来没有发生过为了要见曹楠而特地由他自己出面来约她的事情。但看得出，他是愿意见到她的。这一点，任何一个女孩，即便秉性不是那么灵捷敏感，第六感不是那么发达，也是能清楚地判读出来的。有一回聚会结束前，祝磊先走了。那回.李敏分又没去。(李敏分不是陶里根籍人氏。但他喜欢帮着张罗这一类的事。他跟祝磊关系特别好。所以，这样的聚会也常常能有他的身影在场。)以往聚会结束，不是由李敏分开车送曹楠回家，就是由祝磊的车送。那天顾立源说，我送。其他人就不作声了。上车时，顾立源让曹楠到后边来坐在他身旁：曹楠犹豫了一下说道，我还是坐前边吧，可以给司机师傅指个路。“坐这边来。要你指啥路嘛？你说个路名就行了。保证错不了。坐过来坐过来。”他招招手，强求道。事实证明，顾立源的司机对省城大街小巷的熟悉绝对不亚于省委大院里的任何一个司机师傅。他的司机对省城的熟悉，不仅仅是因为要经常送他到省里来开会办事。另外，还有一些特殊关系特殊事情需要特办的时候，不宜或不必由他本人出面时，也是由他的秘书坐着他的车，有时干脆就由司机师傅一人带着要送的礼物东西和材料，独自前往省城把事办了。这样的事，在过年过节的前夕，特别多。那时候，顾立源手里还掌握着一份省委省政府机关部门处以上干部和中央各大媒体驻省记者站记者的生日日期明细表。每逢如此“佳日”他都会委托司机，代表“陶里根人民和党政机关的同志们”带去一片真诚的祝福和“微薄”的一点心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司机甚至比省委大院小车队的师傅还要熟悉这个城市。因为，那些师傅真还不一定知道省委省政府大楼上每一个处级干部和每一位中央驻省记者的家门是朝什么方向开的。
说实话，那天曹楠坐进暗暗的车后座.坐到顾立源的身旁，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忐忑的：这位在众人面前都毫无顾忌地喜欢拉着她的手说话的顾书记.在这个窄小私密、又完全由他掌控的空间里，进一步会做出什么“夸张”的举动.真的很难预测。曹楠有过类似被男同事和男领导的某种“夸张举动”骚扰的遭遇。他们在跟你说事时，装作漫不经心、特别随和的样子，说着笑着，那只“咸猪爪”就会伸到你腿上按两下，抓一把.或拍拍你的脑袋，有的甚至还会摸摸你的脸颊，捏捏你的鼻子：对于某些人，她会毫不留情地拨开他们那只“咸猪爪”；对于另一些人，她不会去“拨”但会躲一下；有的，则会狠狠地瞪他们一眼；对个别“老油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既不知道尊重别人，也不知道尊重自己的家伙，在他凑过来又摸又拍时，她既不躲，也不拨，她会用她穿着硬底中跟皮鞋的脚突然朝对方的脚面上狠狠地跺上一脚。等对方疼得既不敢哇哇乱叫，又不得不哎哟哟直吸冷气时，她会不动声色地问：“还有啥要说的？我听着哩。”但是对待这位顾书记，她的心情却挺有点复杂。他身上的确有让她感到“讨厌”的一面，但随着了解的深入，她知道他在陶里根也确实受到不少人的“敬重”和“崇拜”三五年内，他的确让陶里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知道自己是在很真实地接触一个在真真正正“创造着一个地区开拓史”和“改变着某个地区历史走向”的人。也就是说，最起码，今后人们在书写陶里根当代史的时候，只要抱着秉笔直书的态度，是不能回避这个人的。否则，这部陶里根当代史就会出现几页或十几页的空白。随着了解的深入，她也渐渐地感觉到了，这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些很“俗气”、很“浅薄”、很“外露”、让她很不喜欢的东西，有一些确系他天性中原有的，但多数是在后来一点点的变异膨胀中，不知不觉地吸附到(依附到？)他身上去的。就像一艘万吨巨轮长途跋涉后，原先光滑的船身和船底，总是会沾满坚硬而庞杂的贝壳类吸附生物。它们把你当成了自己繁殖和繁荣的最佳平台，全然不管你原定的航程有多么遥远和艰难曲折。再加上你又缺乏自卫的心理准备和自洁的外部机制，那么这艘航船越走越沉重、越走越吃力是肯定的了，有朝一日终将搁浅或倾覆，也是指日可待的
在此同时，曹楠从这位顾立源身上还感受到了一种在别人身上少见的执著和顽强。你可以说他主观，武断。但他所说的所做的却总有几处是你所想不到的，或者是想到了又不敢付诸行动的，或者是付诸行动后又不能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的，或者坚持到成功后又无心去积小功为大功的比起他周边的人，他总是显得那么的生动。咄咄逼人。似乎不可一世。却又处处脚踏实地。他在陶里根能拍着桌子骂哑了所有的市委常委，独自强行拍板决定一项数亿元的投资项目。事后证明，他那一回的“强横决定”是“英明正确”的；他又能亲自跑到老城区的后横街去，亲自摇着三角小红旗，吹着哨子，指挥两台功率强大的推土机把几个钉子户推平了。这就是顾立源。
他身上确有某种东西深深打动着曹楠。这“东西”到底是个啥？很长时间，曹楠自己也说不清。但它肯定不是职位和级别那一类的玩意儿。在比较了祝磊的幽雅从容.李敏分的机智热情，以及其他各种曾让她注目过的那些大男人后.她确实感觉到，在这位顾立源先生身上，有一种为他们所都不具备、或不太具备的东西，一种她心目中的优秀男人应该必备，但相当多的优秀男人偏偏都没备，或备了又并不充分的东西=它是什么？应该是属于生命力那一类范畴里的东西=再具体的.她就说不清楚了。她只能感觉到它，就像一架正在浓雾中强行起飞的大力神运输机一样，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它的移动.而这种存在和移动的模糊感偏偏又是突破性的，偏偏是那么的强烈，无法抗拒
所以，那天她第一次搭乘“顾书记”的专车回家，又得单独和“顾书记”同在后排就座，她是忐忑的.不安的。她怕真会闹出啥特别的不愉快来，那一向以来就让她感到错综复杂难以把握的“高大形象”崩溃于一旦，是她万万不愿它发生的事。但又不愿在这短暂的时刻中，啥事也不发生=如果这个“刨造过一个地区的开拓史”和“改变过某个地区历史走向”的人.一路上只是稀松平常地跟自己打几声哈哈，而后就无事人一样，把自己当一件东西那样送到家门口，应付差事似的敲敲车窗玻璃告个别.那也是自己万万不愿它发生的事。
那么，你究竟愿意他怎么对待你？
不知道。
上车的时候，她的确有点心慌：
今儿个慌啥呢？
车刚启动的那一阵子，这位年轻的书记大人似乎没去在意自己身旁还坐着一位客人，而且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客人。他完全放松下自己，脸上也卸去了刚才在众人面前必须要有的微笑，显得略有些疲乏，半闭着眼.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车里当然不会开灯。两人就这么在黑暗中默默地坐着。那一对刻，曹楠还真有些尴尬和不快。后来，突然听到书记大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能不能把你的手包放到座位上？人也放松一点。这里没人要抢你的这个包。”慌慌的一瞥之间，她看到，他说这话时，眼睛仍半闭着，人仍仰靠在柔软的车座靠背上，甚至连头都没有向她这边转过来一点。
经他这么一说，她才发觉，自己上车后.一直非常紧张地靠车门那边坐着，而且一直把小皮包紧紧地搂抱在怀里。她脸一红，赶紧把包“扔”下。这一“扔”不料用力过大，包滚到了地上，滚到了顾书记的脚下。因为它紧挨着顾书记的脚，让她觉得不便立马弯腰去捡，正在无比尴尬和再三迟疑之际，顾书记却已经把包给她捡了起来，同时也没忽略了帮着抹去包上那点根本也不存在的灰尘。
“谢谢”接过包时，她再一次涨红了脸。书记而后就询问了些有关她家常生活的问题，比如“你住在那儿多久了？‘那是谁的房子？”“那儿每月租金多少？”“有没有拆迁的可能？‘你家里有下岗的吗？”“每月除了那点死工资外，省文化系统还能给你们一点额外的补贴吗？”听曹楠回答这些问题时，眼睛虽然不再是半闭着的了，但还是不看着曹楠，只是偶尔地会回过头来深深地打量一下曹楠；只是在问到“最近社会上流传些啥新的顺口溜和政治笑话”时，他完全把身子转了过来，不仅聚精会神，而且饶有兴味地看着曹楠，等着她回答。谈下来，曹楠发现，她知道的顺口溜和政治笑话，远不如他多。而且他能用地道的东北、河南和四川“龟儿子”方言，抑扬顿挫地念那些顺口溜和讲述那些政治笑话，产生奇佳的现场效果，让她不仅笑出了眼泪，还笑疼了肚子，笑得直喘不上气。但他不笑，只是很平静很温和地说着，就像在说春风春雨日落日出一样。车快到码头街了，他不说话了，而且突然问了一句：“你有啥事要我办的吗？”或者说是习惯性地随口问了这么一句。他这么问，真的可以说是“习惯性”的。这些年，无数人找他，接近他，绕来绕去，说天道地，到最后无非就是“求”他办事。所以，他习惯了，只要来人，简单寒暄后，不等对方开口，就先主动问这么一句：“你有什么事要我办吗？”如果没有，再谈别的事。如果有，就赶紧谈“要办的事”这样省去许多宝贵的时间。这对于他来说，已经像一般人见面问“吃了吗”一样，常规化了套路化了，并没有半点见外和居高临下的含意。但这句话在曹楠听来，却挺不舒服的。她觉得，对方把她放在了社会上那些女孩的位置上.好像她们来接近领导，都是“有求”于他。在这一瞬间，她觉得有一点别扭，甚至隐隐地觉得受到了某种“伤害”
当然，当时她不可能做出别的反应，只是微微笑了笑，摇着头说：“没有啊。没有什么事要求您书记大人办啊。”
“真没事？”他还不信。
“没有啊。真没有。”她答道。这时的微笑已经使脸颊上的肌肉感到有一点僵硬了。但还得保持着。
车很快到了码头街，停在大杂院过街门洞前。也许没有想到曹楠这么样一个出色的女孩怎么会住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大杂院里，他透过车窗仔细看了看那灰暗肮赃的街面房子，又回过头来看了看正待要下车的曹楠，迟疑了一下，又问了句：“你真没事要我办？”言下之意，好像是：只能住在这样一种老房子里的女孩，会没事要我办？曹楠没再出声回答，只是默默地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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