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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情而已。他刚到陶里根那会儿，人生地不熟.我给他提供住，提供吃，提供可依托的人际关系，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但他跟寿泰求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这方面的(他一边说，一边指指脑袋)。
(邵长水插话：“他怎么会跟寿泰求拉扯上的？他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在一个圈子里，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啊。按说，就算是打着灯笼，拿着放大镜，这两人也不一定能照上面。”)
谁说不是呢？但这方面的情况.你真得去找寿泰求打听了。就看寿泰求愿意不愿意跟你们说真话了。人家现在是上百亿资产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总，会不会轻易卷到这样的事情中来，很难说。您看那位余达成，不就是这样吗？他们太明白了，在政治上，只要不是跟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又不是上头直接下了令的，绝对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准则。您还真不能为此去责备谁。这就是现行的游戏规则。不成文，却成气候的游戏规则。
(邵长水问：“那另一位是谁？”)
嗯这另一位嘛你们还是先去找找寿泰求吧。这姓寿的实在不肯说了，我再帮你们去找那“另一位”
(邵长水笑道：“咋了？还跟我们玩留一手？”)
不是留一手，绝对不是留一手。你们千万别误会。只不过是有一点小小的不方便。完全是出于个人方面的原因，私人方面的原因。能不去找那一位，咱们还是不去找。实在不行了，再说下一步。
这里我要补充一个情况就是，东林所知道的祝磊开枪杀人的情况，最早还是我给他提供的。
(邵长水问：“您又是从哪儿搞到这方面的情况的？”)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以后一步步再向你们“交代”我为什么一定要先把祝磊“开枪杀人”的事儿先说一下？因为这对你们了解东林当时的内心变化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当时东林听说了这情况后，受到极大的震惊，可能也加深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其实从祝磊出事以后，社会上一直在流传这样的说法：祝磊开枪杀人是出于“无奈”是因为受到某种严重的“陷害”堕入一种无法解脱的绝望境况下“一时冲动”做出的“过激行动”完全是属于“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典型范例。实际情况大概也是如此：陶里根一家上市公司为了在融资和工程项目竞标等方面取得省里一些领导的支持，想托关系，私下里给一些领导送几十万份职工股，通通关节。这个关系托到了祝磊手里。他们之所以找祝磊，不外乎这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因为他是“陶里根人”；第二，他跟顾立源的关系“特别铁”而那时顾立源已经进入了省委常委，而且也传出将由他来接替原先的省长来主持省政府的工作；第三，他耳朵根比较软，也就是说他比较好说话，能说得动他。这也是我们陶里根这地方的人的一大特点：说它是优点也可，说它是缺点也可。陶里根人重情义。你只要好好地去求他.拿情感去打动他，他们往往会塌下心来替你去办原本不该去办的那些事。祝磊原先确实不想掺和这一类的“糗事”他知道这种事一旦被揭发，后果会是什么。但正如别人对他的分析那样.他的耳朵根比较软，经不住来自家乡的人的一再“软磨硬泡”他妥协了。案发后，他万分后悔地总结道，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还是我自己的那点私心。陶里根那家上市公司老总除了“动之以情”.还使了另一招：带着市政府秘书处的一位秘书一起来找祝磊。这位年轻的秘书也是陶里根人，而且是祝磊把他从陶里根介绍到省城来的.勤慎，机敏，很快就熟悉适应了机关工作和上层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门道。他反复劝祝磊，帮这家上市公司一把=他说了不少理由=但大部分都被祝磊否了。其中有两条却把祝磊说动了。一条是。别人求您带他们引见一下省领导，顺便捎一点好处去。您不去。假如这些领导的原则性和党性真的像他们平时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那么强，那倒没什么。万一不是，消息又传到他们耳朵里.对您就很不利了。他们会暗自怪罪您堵了他们的财路，觉得您对他们不贴心，不会办事，不替他们着想，不是他们的人。当前。省委正在考察市里你们这几位副市长，确定下一任市长的继任人选=在这关毽时刻，您要得罪了某位省领导.他不仅不替您在常委会上说话。相反再说您几句坏话，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您觉得自己有可能被确定为市长人选吗？以您的年龄来计算，在这两三年里如果不能被提到副省级的市长位置上.那么您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可是关键的一步啊。这一步跨得上去，前程无量。这一步要跨不上去，不用我说，您也明白，这副市长就是您人生最后一站了=您甘心就此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吗？再说了，这殴票又不是您自己吞了。您只是起一个引见的作用。引见到领导跟前.领导还不一定会拿这股票。这样，您方方面面的人情关系都照颐了.也没做什么特别出格的事。何乐而不为呢？祝磊沉默了。他当时真还挺感谢这位小张秘书的，觉得，只有“老乡”才会这么“知心”他沉默，是因为他很清楚，顾立源这些年变化不小，虽然干事还是那么的风风火火，还是那么的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但有一点变化是让祝磊“噤若寒蝉”又感到“触目惊心”的，那就是他绝不容忍身边的人不跟他一条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你们要不愿跟我合穿一条裤子，我干吗要把你
们搁在我身边？”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有一点“忘乎所以”那还是在陶里根时期，在市委书记兼市长任上，有一回祝磊从省城回陶里根找顾立源办事。当时祝磊已经担任财经学院副院长了，为建立学生毕业实习基地的事，来找顾市长、顾书记帮忙，一走进顾立源办公室，就听到他正跟某公司一位女老总在吼叫。那个女老总大概是来纠缠顾立源，想承包市政上一项灯箱广告工程，把顾立源缠烦了。顾立源冷笑着训斥道：“你说我凭什么要把这块肥肉送到你嘴里？你说你是跟我上过床，还是给过我别的啥好处？”那女老板忙迎合道：“顾老板，只要您有这话，这事就好办了。上床，我想就算了，我这黄脸婆别上赶着让人恶心了。别的好处，有您今天这话，
我立马去办您就甭管了。”“行啦。”顾立源又大声吼叫起来“上一回把爱国路到卫国路那一段街面绿化美化工程包给了你。你他妈的净捞了多少？工程还没结束，你就把你闺女送英国去了，还听说花了好几十万英镑在那儿给你那位十九岁的宝贝闺女和她的未婚夫买了幢房子。市里搞希望工程捐款，你他妈的捐了多少？我特地去查了一下，捐了一千五百元。哈哈。一千五百大元。你寒碜谁呢？打发哪个叫花子呢？’“那不是刚把闺女送出去，手头有点紧不是？这回我一准把你们市委几个主要领导的孩子的出国经费都承包了”“你给我歇着去吧！”大概是看到祝磊来了，那女老板就赶紧住嘴，不再说下去了。可顾立源却不管不顾地仍然当着祝磊的面把她训了个一溜够。等那个女老板灰溜溜地走了，祝磊笑着跟顾立源说：“你老兄咋跟人家女同志说话来着，一口一个他妈的，还说啥上床不上床的话？”顾立源却满不在乎地说道：“她也能算‘女同志’？”祝磊忙说：“嗨，嗨，那又怎么的了？按十五大精神，这些民企老板不都是我们的同志？你看咱们那位饶大哥”顾立源又吼了起来：“你怎么拿她跟饶大哥比？饶大哥咋做人？上一回我让电视台和日报同时发了个号召.让全市人民施援手救助贫困山区学生，他带了个很好的头，一出手就掏了五十万。市政府大楼翻修，他又蔫不唧地掏一二百万。你现在看到的大楼里的所有的灯具，都是他掏钱买的，还不让媒体宣传。啥叫‘同志’？啥叫‘自己人’？这才是哩。咋比嘛？！告诉你祝磊，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不管他十几大还是多少大，不管他是哪种精神，只要是只进不出、只吞不吐的王八蛋，我肯定让他一边捎着去。”“那你也不能跟一个女人说啥上床不上床的话=她要故意掇弄你，把这话传出去，你说你一个市委书记”“怎么了？让她上大街上嚷嚷去，说顾书记要跟她上床。你说咱陶里根有几个人能信她这鬼话？跟她上床？哈哈你瞧她刁蛮猴子样儿，脱光了送到我跟前，我都不想瞧她一眼，还上床呢？哈哈”祝磊说：“那你也得注意一点说话的方式方法”他立即显得非常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很不高兴地说道：“行啦行啦，祝副院长。有啥事要求我，快说。我下边还有个挺重要的外事活动在等着哩。”
顾立源以前确实不这样。虽然干事风风火火，但在他血管里多多少少地总还是流淌着一些他那位小科员出身、一辈子谨小慎微的父亲的血，内心的卑微和颐虑.还是在私底下支撑着他所有那些大大咧咧的行动。但现在，早就应该消失的那种卑微固然消失了，但必要的谨慎和分寸感似乎也跟着一起不见了，几乎成了一个完全得罪不得，也冒犯不起的人了
考虑到这些情况，祝磊最后决定替那个上市公司引见顾立源。为保险起见，他先断然拒绝了这家公司原本要给他的那二十万份职工股。同时，他认为为他们引见顾立源，比引见别的领导更保险。因为他觉得依自己对颐的了解.他是不会收受这些职工股的。因此，即便带他们去见了顾.今后也不会出什么事。又为了今后能有个人来证明自己没有拿这些股票.他让张秘书陪着，一起参与了全过程。一切似乎都盘算得非常嗣密.却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情偏偏就坏在了这个张秘书身上。顾立源果然如祝磊预料的那样，一分都没收受那些股票。但中纪委还是很快就收到了这样的揭发信，说这里有人给省领导送职工股行贿。那段时间，中纪委已经发现了几起类似的事件。少数转制中的国有大企业，为了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以增强自己克服困难的能力，纷纷拿“职工股”做行贿手段。为了遏制这股歪风，中纪委立即派人到省里来查实此事。查下来，顾立源铁证如山，一分没有收受。其他领导也基本没有收受。但这家公司的职工股账面上确实少了七十万股。哪儿去了？居然有人揭发，这七十万份职工股全落进副市长祝磊的腰包里了。而且有人证明这一点。证明人就是参与全过程的那位小张秘书。先是市委和市纪委的主要领导和风细雨地找祝磊谈话，希望他能主动说清问题。祝磊一开始根本就没把这当一回事。他很坦然嘛。压根就是子虚乌有的嘛。在市委领导再次找他谈话后，他开始有点紧张了，但仍然认为这是能够说得清楚的。他立即给张秘书打电话，希望他出面向有关领导把事情给澄清了。但连续
打了好几次，这个张秘书莫名其妙地找不见了。这时祝磊才真正有点紧张了。市委和市纪委领导第三次找他谈话时，态度已经很严肃了，话甚至说到了这个份上：“事情如果拖到非要让中纪委的同志出面来解决的话，恐怕就不大好办了。还是争取主动吧。”后来他听说，不仅是那个张秘书，就连那家公司也一口咬定，这七十万职工股是他祝磊拿走了。这时，他不仅紧张，而且开始有点慌了神。就在听说中纪委的同志要找他谈话的前一天晚上，他终于设法找到了那个张秘书，并把他带到市政府设在市郊的一个宾馆里。先是在房间里谈。后来又把他带到宾馆后院小树林中间的一个空地上谈。几乎谈到声泪俱下的地步。七十万份职工股啊，按市值计算，相当于五六百万元人民币。这笔“黑心账”如果真的全部坐实到他祝磊头上，三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开除干部队伍)一移交(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的结局肯定是逃脱不了的。这样，自己一生都完了，甚至都还有可能免不了一死。“我到底怎么你了？小张，你说，你说呀，是我把你带到省城来的我到底怎么你了？”精神近似崩溃了的祝磊突然掏出一支不知从何处得来的手枪，悲愤万分地追问着。“我没有没有”这位张秘书也突然慌张起来，他一边辩解，一边往后退缩.他那清秀的白皙的充满学生气的脸(正是这张看似充满学生气的脸.一直让祝磊误读了他的“真诚”和“勤谨”)这时表现出的全部的恐惧、哀恳和狡辩，只能激起祝磊更强烈的绝望和愤怒。这时.天色越发暗淡，小张突然瞅个空子，一转身就向林子稠密处逃去：祝磊一着急，慌忙中下意识地举起枪。那位张秘书见他举枪.本能地上前去夺枪。就在这一瞬间，枪声响了
枪里一共七颗子弹，祝磊一气打出了六颗。那一刻，他太恨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了.完全控制不住突然涌出的一腔怒火。但他还是本能地给自己留下了最后一颗子弹。本来，顺理成章地，他是要用这最后一颗子弹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但在面对小张的尸体默默地战栗着呆站了几秒钟后，他又决定不自杀了。自己已经干了件大蠢事。如果在杀了小张后.再自杀.这件事就彻底以“祝磊索贿受贿，枪杀重要证人，又畏罪自杀”告终，这才叫蠢上加蠢。他不能这么做。既然已经错走了无法挽回的一步，现在，不管上苍还会给他多少在世时间，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也要搞清事情“真相”并向世人说明这个“真相”开枪致人死命。已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
死罪，但必须让世人知道，他.祝磊，没有贪污，没有受贿，在开枪打死这个卑鄙无耻的年轻人前.他祝磊还是一个干净的称职的副市长，只可惜一时问的私心杂念，让他堕入了一个万劫不可复出的陷阱，而经验和直觉又都告诉他，小张之昕以如此卑鄙地戳力诬陷他，甚至不惜置他于死地.个中一定有泵因，有背景。这里有这个年轻人本人秉性上的问题，一定也会有更复杂、更重大的因素搅和在里头。他要以自己耻辱地再活一段时间.促使(或“提醒”、或“恳请”)人们来帮他搞清“真相”
听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后.东林他张大了嘴，睁大了眼睛，很长时间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傻愣愣地看着我，眼神里流露着某种怀疑的神色，在这种怀疑的背后甚至还流露了一些恐惧，好像这“故事”完全是我捏造出来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后来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辈子可以说看到过人世间最残暴最肮脏最无耻最贪婪最没头脑最愚笨的人。跟这些人打交道的结果，我自以为我自己的神经早都麻木了，不可能再被搅起啥波澜了。但听了你讲的这些事，我的心总是在一阵阵发酸发涩，我总在告诉自己这些事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这儿，不是真的，祝磊调到
省城来当副市长后，也曾到公安厅来给我们讲过课，圆圆脸，细细的眉毛，一副文静从容的模样儿，讲起话来慢条斯理，特别有逻辑性，有穿透力。这样的人怎么也会出那样的事呢？怎么会呢？”
但是，即便在得到这样一些情况后，当时他仍然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抛弃一切顾虑“破釜沉舟”去申请提早辞职，接手来搞那个“秘密调查”最后促使他下这样决心的，是一次拜访：他去那位老书记家看望老人家去了。在初步了解到顾立源祝磊和饶上都的那些情况后，他越发感到事关重大，有必要当面去见见那位老书记。
老书记住在老城区的人民路上。一个从外表看绝无惊人之处的大院子。事后听东林讲，他还是托了一些关系，才跟老书记的秘书接上头，打上招呼。事先不打招呼，你是绝对没法进入这个院子的。院子正经由武警战士值勤守护。院子果然很大，但又挺简朴。三幢都呈方形的独幢别墅，分别住着三位不同时期退下来的省委书记。劳爷早就知道人民路上的这个院子，但他从来也没进去过。所以那天，在那位看上去已不太年轻的秘书带领下，走进院子，走进老书记的那幢独幢小楼时，他还真有一点点紧张和兴奋。客厅向南的那面墙整个都是用大玻璃建成的。厅里真是阳光明媚，但又多少有一点杂乱。这跟劳爷去过的许多老同志的家都有相似之处。陈设在客厅里的许多棵高大的桶栽观赏植物、大型木雕、石雕单独看，都是好东西，甚至还挺昂贵。但放在一起就显得有点格调不统一，有点杂拌儿凑的味道。原因很简单，它们绝大部分都是别人来探视时送的。对于这些玩意儿，老人也说不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无所谓啦。送来了，就放着呗。但有两条，是死规矩。一，你别带钱来。掏钱者，滚。二，求老人办事，可以；但你别带东西，带东西者，滚。这“滚”字，可不是我给愣加上的，那真是老人的原话。老人家不高兴时，真拍桌子.真直着嗓门让人“滚”这样的事都不止发生一两回了。您说，他都到这份儿上了，还怕谁啊？还有啥可遮遮掩掩的？
那天老人身体有点不舒服.下半身盖着一条薄毛毯，躺在一把宽大的木制摇椅里，在明晃晃的客厅里.闭目养神。劳爷给老人带了点补品。进客厅前，就悄悄地把那几盒东西交给了那个中年保姆，让她赶紧收起来。这也是人们“对付”老书记的一招。您不是讨厌人家提溜着东西来技您办事吗？得，咱提前把东西给了您家人，再“空”着手来见您还不成？现在哪有求人办事不送东西的？不提溜着一点东西，他(她)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比如在医院里，现在都折腾成这样了：大夫如果不收红包.病人都不敢上手术台去挨这一刀。不是人们生性下贱.更不是他们家钱真多得花不了了，喜欢给你送，实在是风气改变了人心和习俗，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嘛！
据东林后来对我说，一开始.他还真担心老书记不屑于见他(或者是没时间见他)，但事先把来意跟老书记的秘书说明了，秘书却答应得很痛快：“行。您不就是咱省那个著名的十大神探之一吗？来吧。我给老书记说一下.安排个时间。老书记特别关心陶里根的情况，也挺爱跟你们公安系统的同志闲聊的。只要有人从陶里根来，他都愿意当面跟他们聊一聊。”但那天，实际上跟老书记啥也没聊上。一是，那天赶巧又去了两拨人，等那两拨人走了，老书记已经有点累了，东林自己也觉得不能再跟老人家深谈了，就拐着弯地提了一下余达成，提了一下去陶里根做些“调查研究”但对此，老书记却没表示任何态度.只是问了问陶里根街上有一家“曹不泉酒厂”的近况，又聊了一会儿陶里根特产的“壳里红”酸果，秘书就暗示东林该起身走了：
咋回子事？老书记为什么在听到余达成和“去陶里根做调查研究”时，没半点反应？
难道说，余大头在“骗人”？
劳爷倒吸一口冷气，刚想给余大头打电话质问此事，就接到了余大头主动打过来的电话。
“你现在在哪儿？”余大头问。
“我还能在哪儿？”劳爷没好气儿地答道。
“老前辈，好好说话，别跟咬着自己舌头似的！如果你现在还在老书记跟前，那就等你离开那儿以后咱们再说”余大头吩咐道。
“你怎么知道我刚见了老书记？”劳爷问。
“听我说。你先出门，先离开老书记那儿。老书记最近身体很不好。别吵着他了。”余大头再一次重复道。
“我已经离开那儿了。在大门外站着哩。”劳爷说道。
“那行，你开着车吗？开着？好。那你马上到兴安来。我还在那个小院里等你。”说着，几乎不容劳爷做任何反应，余达成那头就已经把手机挂了。
不多大一会儿工夫，劳爷果然赶到兴安宾馆。
“劳神探，您可真是名不虚传呐，无孔不入。您是怎么敲开老书记家的门的？”一见面，余大头就跟劳爷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以缓和一下气氛，但劳爷却没有一点心情跟他打哈哈。他当然不知道，那天他到老书记家刚“聊”上，老书记的秘书就悄悄把他来找老书记的“动向”通报给了余达成。余达成事先还真没料到劳东林竟然
会直接去找老书记。
“谈实质问题。到底是咋回子事？老书记根本不知道让我去陶里根搞调查”劳爷却黑起脸，摆出一副警察审案时常拿的“公案”架势，冷冷地瞟瞥着余达成说道。
“我跟你说过这档子事是从老书记那儿分派下来的吗？你再回想一下，我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余达成这小子声色不动，淡然反问。
“那”劳爷略略一愣。是啊，余大头从来也没说过，这事到底跟老书记有啥内在关系。
“那个啥？”余达成依然平和地反问着=
“但是但是”劳爷“但是”不下去了。
“你想让他跟你说啥呢？说他事先就知道这档子事？是他老人家预谋策划了这档子事？然后向你承认，是他派我去找你的？说他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同志的确想派人去秘密调查一个在职的正省部级干部？是吗？你想从他嘴里得到这些明确的肯定的答复，是吗？”余大头一句不饶一句地逼问着=
“可是”劳爷这时已经明显感到自己有些“理亏‘气短”了。
“您还想‘可是’个啥？啊？”余大头的神情渐渐严肃起来“您想让我说您啥呢，老前辈，说您干了这么几十年，政治上怎么还那么幼稚？啊？”
“”劳爷张口结舌了=是啊.这件事即便真是老书记指使的，他老人家也不会当着其他人的面来公开承认这一点啊。这里不是简单一个愿意不愿意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还牵涉到一连串更重大的组织原则和策略部署问题。自己怎么可以直接“杀”上门去，向老书记本人去“刨根问底”呢？
幼稚啊，的确幼稚。
“我的话是不是说得有些重了？”看到劳爷耷拉着个脑袋，好大一会儿都不吭声，只是在那儿怔怔地干坐着，余达成缓下口气，又在说些软话，往回找补了。
“没事没事”劳爷尴尬地笑笑道。这倒也是他的真心话。他这人就这点好，真要觉得自己错了.认错也快，一点就透。还不记仇。
“真没事？”
“嗨，能有啥事哟？！”
“那行。没别的事了吧？”
“没了”
“那就这样吧。希望今后再不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了。那边还有几位同志在等着我，我就不留您了。”余大头说着，站起来送客了。
那天走出兴安宾馆，劳爷内心中涌动的岂止是羞愧和难堪。如果换一个人，经历了这样一场自我露怯后，又遭余达成如此这般地训斥后，也许就会知难而退，鸣金收兵了。但此人不是别人，而是劳爷。这时刻就显露出这位“劳爷”本真中那一点“与众不同”之处了，显露出劳东林之所以是“劳爷”的根本点了：我多次说过，他实质上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一个终其一生一直在想超越自己的人，一个从来也不甘心为自己“画句号”的人，一个一直也觉得自己从没有得到过公平公正待遇、一直被“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那点千古矛盾折磨得“奄奄一息”不断强迫自己向现实妥协，却又总在“蠢蠢欲动”中“死灰复燃”的人那天他看到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也在老人的“衰弱”中，看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平静、寂寞、威严和坚守的高度和谐，或者还应该说是体昧到了某种从未体味过的“神圣”和“神秘”余大头的倏而出现，倏而消失，老书记的声色不动，在意味着什么？一块正在孕育着狂风暴雨的天空？一部一直在我们身旁隆隆运转、但却又不被多数人觉察的巨大机器？一支正在原始丛林中做殊死跋涉的特殊小分队？所有这一切都在他心里点燃了一把火，正是这把“火”让他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也决定了他在陶里根的这段日子，不可能是过得平静的，敷衍的，
得过且过的，只是在被动地完成任务而已。实际上在陶里根的这几个月，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彻底的自我涅槃
(邵长水问：“那么依您看来，最后他摇摇晃晃走向那辆卡车，还是想自杀？”)
我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但我真的劝你们，不要排除这一个可能性。换任何一个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许都不会去自杀。但劳爷是有可能的。当然，最后如果真的要下这样的结论，那一定要慎重只要你们不怀疑我“别有用心”我会尽可能多地向你们提供我所知道的情况。随时想起什么，就向你们报告。尽快地把东林的死因搞清楚，也可告慰在天之迷茫的亡灵。今天是不是就谈这么多？你们听累了，我也说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