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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我进高中。我在高中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女生。
我希望我有更崇高的动机,但我没有。事实上不只我有这个问题,我的朋友都是荷尔蒙的奴隶。我们是学校中最平庸的一群,过胖、过瘦、过多青春痘。我们看小毕的故事,坦白说没有什么共鸣。因为我们叛逆的极限是听罗大佑的专辑,思考为什么“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痛苦的回忆”我们羡慕篮球队的帅哥,女朋友多到买花可以打折。我们嫉妒勤补习的第一名,高一就背熟了整本狄更斯词组。我们吊车尾考进、勉强维持在四十名、周记的“师长训话”抄上周的“导师评语”而当值日生是生活中最大的危机。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志气,满脑子北一女。
一九八三年,没有信用卡、大哥大、日剧或网咖。有的是wearetheworld、自强活动、楚留香、旋风小飞侠。在那个两性戒备森严的年代,认识女生并不容易。我们一个礼拜上一次学校理发厅,只为了闻理发小姐的香气。“‘铜鞋’,里面‘揍’。”没错,你必须忍受她们的台湾国语。
我们当然更想染指同龄的女子。三点五十分下课,换上中华商场后面订做的制服,弄乱书包背带上刻意撕开的须须,像模特儿走秀,我们摆出自恋的姿势、不屑的表情向“台北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迈进。帅哥能和北一女门房打趣,等当红的石安妮;蠢的只能学总统府前的卫兵,木然地站在车站旁念英文讲义。四点半,北一女学生拥出来,我们在大军中逆势而行,每一次摩肩接踵都当做是占到便宜。看到顺眼的,我们跟踪她走到金石堂。她拿起席慕蓉的七里香,我拿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们保持一个书架的距离,跟着她的步伐移动,希望能看到她的学号和班级,回去再请同学的表姊打听。“二年勤班林小琪同学收”信上我们写着“那天在书店看到你,不知道能不能和你做个笔友”是的,笔友。十七岁,我们不懂爱,只懂用花哨的文字实践供过于求的感情。
我们当然也渴望身体的碰触。西门町万年冰宫,我们靠着栏杆、嚼着口香糖、欣赏黑裙子在冰上飘荡。“一条龙”时,我们抓住前面女生的腰际,捧花瓶一样小心。女生跌倒时我们暗自叫好,却能装出同情的眼光:“我教你刹车好不好?”离开冰宫时她说:“为了谢谢你教我刹车,我请你吃‘谢谢鱿鱼羹’!”在狭窄的桌上,她伸过手来擦掉你衬衫上的酱油,你放下筷子为她挽起过长的衣袖。她上公车,跑到后座来和你挥手,你倒退走路,得意忘形而掉进水沟。
除了溜冰,还可以看电影。班联会周六下午在中山堂办电影欣赏,参加者一半是外校的女生。我们排在女生背后进场,夏日午后,她们把短袖卷高,黄绿白的各色衬衫被汗水沾湿,里面的肩带闪烁如宝石。灯光暗下,银幕上演裸体的甘地,我们幻想另一群人脱去衣服的情景。
去自家的电影欣赏不稀奇,去女校的音乐会才神气。帅哥在吴倩莲成名前就在中山女高听她唱过乘着歌声的翅膀(她那时叫吴茜莲)。第二天节目单在课堂上流传,传到后排时吴茜莲的照片竟被人剪掉了。看着破洞的节目单,我们为上面的歌词谱上自己的曲:“乘着歌声的翅膀,我要带你飞上天,那儿有我美丽的故乡,终日溪水汤汤。”“亲爱的吴同学,”我们拿出头顶印有诗句的香水信纸“我为你的歌谱上了新曲,不知道能不能和你做个笔友”
对去不了音乐会的我们,校庆游园会是最快乐的时间。有人布置鬼屋,有人烤甜不辣,有人玩碟仙,我们算命。“我的面相如何?”女生眨着大眼问。我们偷瞄腿上的洛神赋,摇头晃脑地说:“其形也,翩若惊鸿、矫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貌春松对了,你要不要看手相?”不等她响应,就死拉人家的手不放。讲不出所以然来的同学会被派去主持特别的游戏。我们和女生猜拳,赢了就拿玩具槌敲她的头,她必须及时拿起洗脸盆挡住。她歇斯底里地尖叫,我们笑弯了腰,没有人知道有一天这个游戏会变成避孕的技巧。
校庆过后就是合唱比赛。为了提高参与率,班长会找友校的女同学担任伴奏。放学后,班长到校门口接她,骄傲地带她走过操场,趴在三楼栏杆的学长以军礼欢迎,三分钟的口哨和纸飞机。“各位同学,这是林小琪,她要为我们伴奏。”接下来三个月,我们有了集体情人。大家忙着猜测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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