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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茂是坐火车回北京的，两个多月插队，一回家，母亲高兴的合不拢嘴，忙给他做了一碗住挂面面还卧了三个鸡蛋，吃得他香香的——
回北京真好，这里是自己的家啊，自己从小就在这个屋子里长大，床，桌子，凳子，连墙的**像，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他饱饱地睡了一觉，享受着父母亲，兄弟姐妹们对他的亲情，他像出征得战士从战场回来一样，真有点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一头扎进宝塔山。
第二天，他去看望和他一块回京探亲的好金杨。
他走到古楼大街一条胡同里金杨的家。一进院门，见金杨家一串屋门仍然贴着革委会贴的封条，只有南屋的门没有封条，他知道金杨住在那儿，便推门进去。
屋子不大，中间有一个比磨盘还大的扁圆形的石头放在屋子正中，孙茂知道那是个井盖，水井就在井盖底下，现在用自来水了，井就常年盖着盖了。
屋里冷飕飕的，金杨还没起床，缩在床被子里，像个虾球。
“怎么这么冷，没生火啊？”孙茂问。
“生火了，又灭了。”金杨有气无力地答。
“吃了吗？”孙茂又问。
“火车咱俩不是都吃了吗，回北京还没吃呢。”金杨答。
“唉”孙茂叹口气。金杨使他中学时期最好的朋，初一时，他们就是一个学习小组的，下课后经常来他家复习功课，他家院子大啊，十好几间，家里人又少，只有金杨父母和姐姐与金杨四个人。
金杨家里的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深棕色擦得油亮亮的，墙还挂着一些古画，漂亮的大撢瓶插着闪着棕红色光的鸡毛掸子。大穿衣镜，有人高，两个大闹锺，也都有一米高，钟摆摆来摆去，很有韵味，在他们家学习，一是安静，二是凉快，他家屋子高，又大，所以夏天坐在里面，也挺凉爽的。
金杨的父母都在工艺品厂工作，说是工人，可是孙茂不信，工人哪能住那么大的房子，用那么好的家具。他没问金杨，金杨也从没向他解释。
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亮了底了，原来金杨的祖是满洲贵族，到他爷爷这一辈，才衰落，他父亲喜欢摆弄家里的古董字画，画儿画的不错，解放后，编导工艺品厂当美工了。文化大革命，他父亲因为祖的问题，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批斗，戴高帽子游街，斗了两三个月。
刚被放回家，又被厂里的造反派抓起批斗，又关了两三个月，刚被放回家，又被他老家东北来的红卫兵抄家，批斗，刚被放回家，街道的造反派又要抓他父亲批斗，他父亲仰天长叹：祖缺了什么德了，让儿孙还债，没完没了的还，永远还不完，算了，我也不还了。趁着他的人不注意，跑到什刹海，一个猛子跳下去，便告别世间。
金杨的母亲望着从什刹海捞来的父亲的遗体，不哭，不笑，只是呆呆坐着，但随后也被红卫兵把她和金杨，金杨姐姐轰回东北老家，金杨和姐姐半路逃回北京，母亲不久便在老家死了。
金杨家只剩下姐弟二人，姐姐只比金杨大两岁，从此，姐弟俩觉得自己家祖是满洲贵族，父亲又自杀身亡，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己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面无光，矮人一等，便白天都不出大门了，只有晚，趁胡同里月黑人少时，才跑到一里路外的饭馆，买二斤包子，作为一天的伙食。
家里留下的钱一年多也就花完了，工艺品厂又停了父亲的工资，姐弟俩没办法，只能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卖，一个卖给废品站，家里的铜盒，铜锅，铜铲，铜香炉，都卖了，另外一个就是卖给信托商店，他家离的近的一个事古楼信托商店，一个事东华门信托商店，好在，他家房子多，家具多，买个十件八件的，也不显少。
后来有人发现了，报告了街道，街道造反派便给他家的屋门都贴了封条，只留给有水井的南屋，给他姐弟居住。这时，恰赶有学生内蒙插队，金杨的姐姐便去了内蒙，没半年，金杨也去山西插队了。
“走，咱们吃饭去啊？”孙茂说。
“哪啊，没钱。”金杨懒懒地答。“队里刚借的十块钱呢？”
“买火车票了。”
“呦，我掏钱。”孙茂道。
金杨起了床，开门向院里望了一下，见没人，忙向孙茂说：“你把院门给我关，看看，别让人进来。”说着，拿一把小刀，走到东边的一间屋，用小刀撬门边的窗户。
“你把窗户弄坏了，造反派不把你抓走？”孙茂忙止住他。
“弄不坏。”金杨用手推开孙茂“这个窗户是活的，里面只有一个别子，把别子拨开，就能推开了。”果然，没一会，窗户里递出两个绣墩，他跳出来后说：“拿，咱俩出去把它卖了。”说着二人便关窗户，瞧瞧胡同没人，便拿着绣墩直奔古楼信托商店。
信托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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