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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路上穿行，身边还有举着输液瓶的家属紧随着。熙攘中，一个医工推着一架光着床板的病床，上面是一个形状可疑的蓝布包，看长度和轮廓，大约是具尸体，而那推车的医工则气定神闲地走在煌煌的日头底下。放射科设在医院的主楼，门诊，急诊，配药间，化验科，都在此，所以也是医院里最为拥挤和嘈杂的地方。放射科在三楼，有病人专用电梯，南昌推着父亲的轮椅等电梯下来。身边的人渐渐积多，有个妇女在哭，克制着抽噎，不让出声，可不时透出的啼泣却更谴人压抑。奇怪的是周遭的人，包括开电梯的女人，都视之平常，没有人询问，也没有人安慰，听凭她哭泣。南吕推了父亲走出电梯，听见电梯在身后合上门，也合上了那女人的哭声，然后升上去了。在放射科取了上一回拍的旧片，为作对比用，被吩咐往十二号室去。十二号室在走廊的尽头处，走廊两侧的长椅上坐着等候的人，也有推床，床上是四肢受伤，上着夹板的人，还有病疴沉重的人。走到地方，之前排有三四人，其中有一个妇女，极其消瘦，脸色是一种铜铁的金属色，正很艰难也很努力地喝一种乳白色的剂液，剂液糊在嘴边，更衬托出肤色的青黄，显得很可怕。人们都沉默地坐着，偶尔门推开，走出一个医生，白大褂夹裹着一阵风，过去了。护士隔一时喊一个人名，有时立刻应了，也有时没有人应，那人名便久久在走廊里回荡。终于捱到完事，走出这幢大楼，重新走上街道，几乎有回到人间的心情。救护车尖啸着驶过，但近午的太阳暖和地照在身上，抵消了惊惧的气氛。他听见父亲嘟囔了一句，以为他有什么要求，向前伏下身去。父亲又重复了一遍，说的是：遍地哀鸿。
后来，南昌又单独去了那楼里一次，是遵医生吩咐，去化验科送父亲的血样。穿行在表情淡漠的人群里，脚下的水磨石地面，被拖把，鞋底，以及轮椅的胶胎磨得极粗糙，染着暗红色的血迹，黄色的碘酒。来苏水与酒精的气味特别强烈，显得很夸张，似乎足要刻意掩盖着某些恶劣的气味。医工们端着一篓一篓污脏的棉球，绷带，药瓶子，挤来挤去。就好像被传染的，医护们的脸，也是青黄枯萎，而且表情漠然。今天没有哭泣声，但却更为哀伤，似乎，似乎万事万物都在饮泣。他想起父亲那一句话：遍地哀鸿。他想，医院这地方是不能呆的，眼看着他也要染上悲观病了。回到父亲的病房，父亲正在驱赶一只麻雀，它误入窗内，想要回去窗外，归队到它的同类中，却几次撞到窗玻璃上。窗玻璃外面的窗台上聚着一群麻雀，喳喳叫着。屋内的这一只更加焦虑急切，几乎奋不顾身地往玻璃上扑。父亲将它向隙开的半扇窗上赶，它却以为受到威胁，越是躲开，一时上满屋沸腾，气氛十分紧张。等南昌来到，那麻雀已有些虚弱，并且晕头转向。南昌拿起衣帽架上父亲的帽子，一下子将它兜住，直接送出窗外，窗内窗外都安静下来。父子二人喘息未定地站了一会，好，父亲说了一声，坐回沙发里。南昌在椅上坐下，拿起一张报纸，将父亲的视线隔开。现在，他们时常这么坐着，南昌不再去休息室，休息室就像个伤心地，他只能呆在病房。房间很小，怎么坐都难避免和父亲相对，于是，或者是他，或者是父亲，只能看报纸。真是窘啊！甚至连父亲都不那么自然了。他们这一对父子，剑拔弩张的时候反是自然的，略一亲近却感尴尬。父子间的亲情就是这么一件难办的事情。
接父亲出院的还是南昌，谁让他没事呢？前一日，大姐已经收拾好东西，带回去一部分，余下的装在一个网兜。南昌帮父亲在棉袄外面套上大衣，两人一前一后下楼，走出有暖气的小楼，一阵料峭，父亲打了个寒噤。南昌不得不靠拢过去，将他的围巾系紧，又替他竖起大衣领子。有一瞬，他们脸对脸的，几乎可嗅到对方的呼吸，但很快又分开了，依然一前一后走出院落，来到马路上。父亲乘上三轮车在前，南昌骑自行车在后。天已入冬，即便地处江南，景象也肃杀起来。平常日子的上午，马路上人很少，很安静，听得见三轮车和自行车各自的辐条声，咝咝作响。到家，家里也安静着，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这套中型公寓显得很空廓。南昌将父亲送去他的房间，门一推开，满地的阳光，八哥说了声“你好”父亲忽流露出一些激动的样子，止不住地有了笑意。南昌看她父亲对家的依恋，尽管是这么个残破的痛楚的家，儿女都隔着心。南昌退到厨房烧水，奇怪地鼻酸着。这一阵子，他变得软弱了，容易伤感。这一个白天，就在这戚然的平静中度过。晚饭后，两个妹妹又去学校，参加毛主席最新指示下达的庆祝游行。他和父亲依然各回各房间。大姐在厨房熬猪油，油香弥漫。不时地，大姐将炸好的猪油渣送到他们的房问，给他们吃。酥脆的油渣，洒了些细盐，入口喷香。游行队伍在窗下经过，一阵急密的锣鼓点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渐渐听不见了。两个妹妹回来，家里人都已熄灯睡了。
第二天一早，南昌还没起床，就有人敲门。他钻出被窝，很狼狈地趿了鞋开门，眼神迷茫地看着门口的人。来人是小兔子。小兔子挤进门，说：听没听见最新指示？他这才看出小兔子严肃的表情，感到了不寻常。他清醒过来，摇摇头。是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小兔子说。南昌“嗯”了一声，还在懵懂中。小兔子向他逼近道：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要去农村，全国的青年都要去农村！南昌又“哦”了一声。小兔子再向他逼了两步：他们不需要我们了！南昌退回到自己房间，从椅背上抓起农裤往身上套着，一时间，只听见小兔子的声音清脆又急骤地从耳边掠过。他意识到，有一件大事情要来了，什么事情呢？小兔子不间断地说着话，表情变得愤怒，他说：放逐，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放逐！他们利用我们打开局面，现在我们的作用完成了，于是，放逐出城市！南昌的头脑被催促得飞快运作起来，他想：他们是谁？我们又是谁？小兔子还在说，一边说，一边在南昌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走动。南昌的思想清晰了，一个念头浮出水面：他已经离开政治生活很久。他很抱歉他不能和小兔子同等程度地激愤，他甚至有一些儿高兴，似乎，其实，他一直在等待生活中有一个改变来临，现在，这个改变来到了。他突然加快了动作，套上袜子，登上皮靴，去浴室里撒尿，洗脸，刷牙。小兔子一直跟着他，走过父亲房间时，父亲拉开门往外看了一眼，两个年轻人已经走过去了。南昌从门厅的饭桌上抓起一个凉了的烧饼，和小兔子一起出了门。转眼间，两人的自行车已经骑在街上了。沿马路的宣传栏果然张起了新写的语录，店铺上方也拉开新横幅：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他们两人都是在毕业分配中延宕下来的，本来是在留城和下乡的两可之间，现在，也许就要像小兔子预计的那样，去农村了。他们去找七月，七月在中专技术学校，正很放心地等待分他进某一家工厂，但现在形势变化了。转眼间，他们三个人骑在马路上了，忽就感到茫然，再去找谁呢？同伴们，有的已经在工厂上班，有的去了农村——邪多半出自理想，而不是像他们，无可选择。他们三个人在马路上盘桓一阵，然后分手，各自去了各自的学校。南昌想不起去学校是多久前的事情了，往学校的路又熟悉又陌生。渐出市区，路边偶有一片农田，现已收割，田里盘结着庄稼的残枝断藤。有郊县的班车从身后上来，蒙着一层浮土，驶向前去。在田野的更深处，传过来柴灶的烟味和牲畜的粪味。很快，学校的围墙出现了。这才蓦然想起，那些个孤军驻守的夜晚，大姐将他从床上叫起，走出学校，之后，他冉没回去过。怪不得他心里有些生怯呢！他已经看得见校门了，也拉了新横幅，写了新字样。骑进去，校园里的拉线广播嗡嗡响着，播着歌曲。校园里竟有些熙攘，多是一些小孩子，在他看起来，还是小学生，却已是他的校友。臂上也戴着红卫兵袖章，宣传栏里贴着红卫兵战报，从署名看，有排，连，营，团的梯级编制，好比一支编外的部队。“红卫兵”组织显然纳入了体制，与当年他们的造反军性质完全不同了。走过操场，听新生们说话，许多是郊县口音，因是划地块就近入学，所以就多是郊区的孩子。南昌有些怅然，但也有一种轻松，许多难堪的记忆就此可以消退了。他进了教学楼，果见走廊上簇拥着人，都是还未分配走的三届毕业生。与那些在读生相比，就已是成人的样子了。人丛中是一个穿蓝棉大衣，身材魁梧的男人，人称何师傅，他至多比他们年长三五岁，但因已经走上社会，简直就是长一辈的人了。他微笑着听人们发问，并不回答，只是抽烟。他抽烟的方式很怪，当一支将抽完时，就接上另一支，一支连一支，从不间断，也没有烟蒂。能看出烟瘾很大，手指和牙缝都让炯油染得蜡黄。这是他们学校的工宣队师傅，来自一家大型机器厂。上课铃响了，学生们涌进各自的教室，沓沓的脚步在楼道与楼梯轰响一阵，第二遍铃响时，便安静下来。南昌不由恍惚，似乎回到了过去的读书的时光，但坐在教室里的人不再是他们。此时，他们这一伙在走廊上站着，显得很过时。何师傅的笑容分明带着宽容的意思，他很耐心地忍受着他们的聒噪，有时候会说一句：一切按毛主席指示办！或者背一句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这么样说话本来是教条，而且古怪的，但因他的权力身份，却有了特别的含意，挺骇人的。人们不南安静下来，期待他透露更多的信息，等了一时，他果然又说了一句：“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引用的语录更令人摸不着头脑了。南昌注意地看那何师傅一眼，在愚顽的眼神之下看出一股蛮霸之气，不可一世。他从这张平塌的脸上，奇怪地看见了自己的从前。曾经，他，他们，也是这样的无视于天下，自以为是时代的先锋。南昌离开人群，下楼推起自行车，向校门口骑去。
这天晚上，小兔子又来了，随他一同，还有七月。仅隔了一个白天，小兔子的情绪已有大转变，从早上的愤慨，一改而为激昂。他的那张清秀的小脸，此时赤红着，好像喝了酒。他说，他们——包括七月，还有一些其他人，计划专成立一个跨学校的战斗队，报名去最艰苦的地方干革命。什么地方？南昌懵懵地问。兰考！小兔子说。兰考？因为出了一个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于是全国都知道了这一个贫瘠的县份：盐碱，缺水，沙尘，灾荒，还有质朴的农民。小兔子设想着，要在兰考改良盐碱，引黄河之水建灌溉系统，还要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农村的阶级社会。他在地板上摊开一张全国地图，地图上都找不到“兰考”这地名，只能大约地指出方位：郑州以东，接近山东，沿铁路线的某一个点。七月也很兴奋，说他们这一支战斗队，就起名叫“三五九旅”要开发新南泥湾，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个新型的农场平地而起。南昌听着他们说，也兴奋，却没发言，他说不出什么建议，他似乎跟不上他们了。他和他们有了隔阂。下一日，他们再来时，计划已经变成去往内蒙古，旗帜为“乌兰牧骑”为草原送去新文化和新文艺。还记得吗？小兔子说，那个芭蕾舞女学员，她也要跟我们去。南昌想起小老大客厅里，那个面无表情的女生，踩着足尖鞋为他们表演。他真是与他们相距甚远了。其时，南昌连上一日的那么点兴奋也没了。看着他们说话，竞好似隔岸观火，与己并无任何干系。小兔子他们的战斗队第三次命名为“西双版纳”顾名思义，是转向南方，内中却有一个机密，就是寻找缅甸共产党，联合世界革命——南昌为自己难过了，他觉着自己丧失了激情，无法和小兔子们一起激动了。而且，他还看出他们这些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小兔子从来是将革命当节日，他实际是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七月呢，当然要淳朴得多，但对于革命，亦只是瞎起哄；革命中的思想者，比如说陈卓然，他已经转向——南昌禁不住想，他是不是太清醒了，以至于有了暮气。
这几天，小兔子，七月不停地造访，每一次都带来奇思异想，令人耳目一新，应接不暇。然后，他们又突然消失，从此再不上门。就如潮涨和潮退，来也急迅，去也急迅。倒是两个妹妹，开始从学校带来一些消息，虽然平淡，却较切实。说的是今后的去向全是农村，不再有上海厂矿，甚至连郊区农场也取消，所去地区共有六个省份：安徽，江西，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学校将南昌召去开过两次动员会，南昌很快就表了态，坚决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只是在去往哪个地方的问题上，还未下决心。他从学校带回来一些县份的名字，都是从未听说过的，比如安徽霍山，固镇；江西的寻乌；吉林的梨树；黑龙江的齐齐哈尔这些县份的名称，不期然地使南昌兴奋起来。他趴在全国地图上找寻这些地名，大多是和“兰考”一样，找不到。也有时候，那地名陡然出现在河道，铁路，公路交织起来的网络上，就变得更抽象了。他去到各个宾馆，求见那些各地派来带知青的领队干部。宾馆门口壅塞着和他一样探访的学生，还有家长，人头攒动，难得一见来人。但南昌依然兴奋着，随着人群拥来拥去，然后一无所得地回家。马路上，时有锣鼓敲击着欢庆的曲牌子经过，是给上山下乡的青年送喜报。沿街可见不少住户的门上贴了大红喜报。商店里也挤满了人，凭着通知购买配额的用品。还涌现出许多穿戴无领章帽徽的崭新军棉衣的男女，那是赴东北建设兵团的青年。这城市充斥了一股要开拔的空气，就像到了战时。然后，奔赴边疆和农村的知识青年乘坐着大客车从街上巡游而往火车站。即将上路的知青们胸口佩戴着大红花，从车窗探出身子，向着街边伫步的行人挥手致意。看起来就像在与这城市作告别，情景很有些悲壮。火车站调排出越来越多的输送知青的专列，连北郊的货车站也起用发客车了。可南昌还没决定去往何处。一日早晨，他起床后进到父亲房间，问道：去江西好不好？其实他未必真想去江西，只是，他想和人商量一下。父亲的回答却是他始料未及，父亲说：不好。
为什么？南昌问，那不是你的出生地！父亲回答：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使人抑郁。南昌第二次听父亲说同样的话了，但这一次他没急着反驳。父亲继续说：空气中有着太大的湿度，冬天时阴冷，暑天时溽热，雨季到来，从三月至六月，日日沥沥淅淅，墙壁，屋瓦，木器，甚至石板，霉菌一下子发了芽，绿莹莹的，人心里也发了霉，只不过看不见罢了；坡上的竹，田里的稻米，家前屋后有名无名的草木，都变得森绿，暗沉沉的；湿漉漉的空气里，庄稼，植物，牲畜，霉菌，病菌，都在疯狂地繁殖；那么一个洼地里，四处是泥泞，挤簇着何其多的活物，活物也都是阴湿和泥泞的；什么活物都赶不及人口的繁殖速度，人似乎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也不需要什么养料，比一株草还好活，真是贱啊！和霉菌一样，四处开花，也是绿黄的颜色，如同脓肿。南昌止不住打了个寒噤，太阴暗了！他说。是的，父亲同意，我是阴暗的，这是～种疾病的人格，与生长环境有关。可是，南昌不解地问，可是，像你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怎么会参加革命呢？
这是个好问题！父亲说，我想，这是一个时代的际会，你知道“人民”这个概念，你当然知道，这于你们是天经地义的概念，与生俱来，而在世纪初，简直是振聋发聩！那些烂了眼窝的瞎老婆婆，给牛踢断脚杆的老倌，饥荒年里裸着背上的大疮口要饭的乞丐，鸦片烟馆里骷髅似的瘾君子，就像蛆虫一样活着的称不上是人的人，忽变得庄严起来，因为有了命名：人民，也可说民众；于是，我们的抑郁病——这是世纪初青年的通病，一种青春期疾病吧，我们的抑郁病就扩大成为哀悯，对人民的哀悯，抑郁病升华了。南昌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父亲笑了笑，接着说：这也许可说是一种幸运，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幸运，它提供给青春期抑郁病更多的资料，来自于更广大的人世间，这有效地挽救了虚无主义；革命是虚无主义的良药，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人民”将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抑郁病提升到了人道主义；现在，人民也要来拯救你了。我不需要，南昌嘟哝了一声。你不需要人民？不，我不需要拯救。那是因为你还没看出自己的病症。我没有病！南昌坚执。父亲宽容地一笑：你知道疾病与健康的界限？健康人知道自己有病，于是积极求医，而真正的病人却从不以为自己有病。我没有病，南昌还是坚执。我有病，父亲说。你不是说“人民”医治了你的抑郁病？南昌诘问道。可是“人民”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旧病又卷土重来。这回轮到南昌笑了：原来不是你需要人民，而是人民需要你！父亲承认：我的说法有错误，换一种说法，是人民的伤治好了，我的病就又复发了。南昌更笑了：原来你需要的是有病的人民，原来你们的所谓抑郁病，其实是自大狂！父亲又一次认了输：你说得有道理！当人民强壮起来，我们的哀悯没了对象，抑郁就又还原到病态的症状。这不结了？南昌得意地说。
可是，父亲说，从遗传学的角度说，你可能也患有我的某一种疾病。比如？南昌谦虚地请教。比如，忘乡病。什么病？南昌没听明白。忘乡病，忘记，或者说憎厌家乡的病症，父亲解释。我没有，你有，你都反对我去江西，你的出生地，你的家乡。不错，我是憎厌我的家乡，你不也憎厌吗？父亲说。不，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就去报名，插队江西！父亲冷笑道：多么造作的思乡啊！一个你从来没生活过，听不懂它的乡音，在学生履历表上，籍贯这一栏里，甚至填的是“广东”一个更抽象的地方，何其虚伪的乡愁！南昌争辩道：人总是需要家乡的。父亲更是冷笑：你不过是要一个抽象的家乡，具体的，你却抱了憎厌。南昌再争辩：我没有憎厌！你憎厌，你憎厌我！父亲话一出口，两人都默了一下，南昌先说没有，停了停，承认了：是的，我憎厌你。父亲并不恼怒，反笑了一声：我也憎厌我的父亲，大概这也是一种遗传的现象，每一代都憎厌上一代，血缘亲情是由憎恶传递下来。南昌缓和地说一句：青年总是叛逆的。父亲断然一摇头：不，憎厌不是背叛，这完全是两个概念；背叛是理性的，背叛里面，包含着成长，像蝉挣脱蝉蜕；憎厌却是如同沼泽一样，黏滞湿陷的情感，它导致的结果完全可能不是成长，而是相反，重复同一种命运；背叛是有逻辑的，像锁链样，一环扣一环；憎厌呢，它是自噬的，它自己吞噬自己；说到底，这也是抑郁病的症状一种。南昌气恼地跳将起来：照你这么说，抑郁病是所有革命和不革命的根源！那么阶级呢？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呢？父亲举起手：好，我投降！这不结了！南昌气呼呼道。
父子俩默着，有一些时间过去了，然后，父亲以一种怯生生的口吻说：你什么时候去？去哪里？南昌抬头纳闷道。去报名，报名去江西，父亲说。南昌腾地站起来，又坐下：不去了！是不去报名还是不去江西？父亲追问着，多少是存心地纠缠。南昌憋闷了一时，忽然斜过眼去：你既然不爱你的家乡，为什么要给我起名南昌？你不要的东西硬栽给我吗？父亲狡黠地映映眼：这就叫阶级烙印，懂吗？南昌被噎了一下，继而又起：那么你呢？你的阶级烙印是什么？抑郁病？父亲却没理会南昌的挖苦，而是正色道：我把我自己定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工商地主家庭，在我曾祖一辈，家业达到鼎盛，鄱阳湖畔有良田，茶林，果园，竹山，鄱阳湖以东的德兴，有铜矿，南昌城里开了厂，甚至九江还有一个专用码头；但如此繁荣的景象，我却并没有看到，在我出世的日子里，看到的是夜半从盗贼劫抢中脱身跑来报信的乡人；歉收求告减免租金的佃户；工厂起火，彻夜不灭的血色天光；讨债的人在门厅里吃大户；还有一场瘟疫，家中的鸡、鸭、猫、狗，统统宰尽，抬到城外焚烧，家中日日夜夜燃着成片的红烛，祭的是何方神圣，我亦不明了，但那气氛甚是阴惨可怖；我还看见什么？父亲沉浸在回忆中，南昌等待他继续，有好一阵静谧。我还看见，父亲接着说——妻妾成群，鸦片灯的昏黄的亮，在花厅后面一间厢房内，有祖父的一口金丝楠术棺材；有一回，我们堂兄弟玩捉迷藏，一个堂哥不知怎么会躲进棺材里面，过了一天一夜才想起找他，早已经憋死；人们到底也想不明白，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是怎么搬开棺材盖，躺进去，然后原样盖好，却没有再顶开来；这个记忆一直在我心里，南我的感情，心智，知识，培养着壮大，壮大成一个象征，象征着什么？就是那个，你们课本上学习过的，方烈士的“可爱的中国”——这就是我所位居的阶层，破落的地产，脆弱的原始工业——小资产阶级，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
——我在家塾略读了些四书五经，又上了公学，然后接触了“新青年”“新小说”“新社会”再又开始学习俄文我的知识结构是杂糅的，植根在旧的里面，又逢新的雨露，保守主义出发，再走入激进政治，于是，产生革命；革命，是什么呢？真是朗朗乾坤啊！那抑郁的阴霾，忽然间烟消云散，可是——可是什么？南昌小心地问。父亲无语。革命很艰苦？南昌问。父亲无语。很复杂？父亲依然无语。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南昌以前所未有的温和语气说，他很想帮帮这个人，这个他称作父亲的人。父亲又开口了，却离开了革命的题目，另起一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尴尬的处境，倘若是没受过教育，懵懂的人，他对生活，人生，是无条件服从，南此产生信仰，信仰他所遭逢的一切，信男信女，就是这类人；倘若是一个对世间万物有了彻底认知的哲人，因为了解，他亦会有信仰，信仰他的真理；而我，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见了，又看不全，世界有了轮廓，却没有光，你渴望信它，怀疑又攫住你——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病，南昌说。父亲一笑，也是讥诮的，奇怪的是南昌并没有生气。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父亲说，讥诮的。南昌还是没有生气。你们什么都知道，父亲说。并没有，南昌温和地反驳。你们有一个知识系统，是以语言文字来体现的，任何事物，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一旦进入这个系统，立即被你们懂得了。你指的是教条主义？你看，你又懂了！这回轮到南昌无语了，他听出这不是夸奖，却不知批评的是什么。在我们做青年的时候，一切都是模糊的，像漫流的水，然后，渐渐有了，轮廓，是啊，是啊，我们把轮廓交给了你们，却没有光，没有给你们光，因为我们也没有。南昌忽然插言道：我认识一个人，一个医生，她告诉我他们当年的校训，叫作“光和真理”父亲笑了，这回笑得比较有诚意了，他说：医生，是个好职业，你将来就做个医生吧，先来医治我，你的父亲，你父亲的抑郁病！南昌无语。
南昌出门，下楼，推出自行车，上了车。是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际，梧桐树落了叶，裸出粗壮的枝，树身上的图案，直射的阳光炫了他的眼睛。街道上的人似乎少了许多，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青年们相继在离开，但他感觉到这城市的静谧，使它变得庄严了。他想起陈卓然关于“小市民”的观点，他承认，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偻型，弯曲街角的微妙处理，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他就要离开它了。他刚刚有些尊重它却要离开了。他觉得有什么湿润的物体在流出他的眼眶，模糊了视线。被泪水变形的前方，忽有一个小小的奔跑的身影掠过，好像是舒拉，在全力奔跑。舒拉这孩子，真是的！像她这样年龄的孩子，总是那么执着地奔跑，就像前途有什么确定的目标似的。南昌抹了一把脸，羞怯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