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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其实成份各一，舒娅的家庭论起来应该属于小兔子他们的阶层。她的父母是第三野战军下的文化兵，进城后驻扎南京，她就是出生在军区大院，属前边所说海鸥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那一代人。不过，她还没长到穿一身花，头顶一大个蝴蝶结，满口南京话，与小伙伴们饶舌的年龄，就随母亲转业迁到上海了。上海这城市，有许多三野的后代呢！对幼年的生活，她已没什么记忆，要说有一些，那也是经大人反复提醒造成的印象。比如在一个四面镜子的练功房，被几个阿姨叔叔传着抱来抱去；比如送托儿所不愿去，哭着喊“我还小，我还小”；还比如，她和另两个同龄的小朋友抢一辆三轮自行车她这个人生性有些混沌，大院里的粗放的生活到底也会有作用，对什么都不大上心，人说有“糊涂福”的那类。她母亲带着她，还有抱在手里的妹妹，再加一个保姆，由机关总务部门的职员带了来看房子。母亲还是部队观念，以为和行军途中号房子的意思差不多，随时都可能开拔，事实上也是，她父亲不还在军区吗？母亲只要了一大间和一小间，是将一层楼面破开来的，于是，厨房和厕所都需公用。不想，这一住就再没走，直到她父亲也从军队转业到地方，一家人一径住了下来。这样就可知道，她们家是挤住在左邻右舍中间。淮海路两旁，所住大多小康，这条弄堂也是。舒娅先全托在机关幼儿园过了两年，那生活还有些接近大院里的，相对独立，和地方上的民情民俗隔离着。七岁时上了小学，小学校就分散在弄口沿街的民居里，从这时起，舒娅便完全融进了弄堂的生活。
她开始学说上海话，一学即会。小孩子学语言都快，但总也有个人的条件问题，像她妹妹就不行，上海话没学好，还弄得有些大舌头。舒娅属于那种感官反应敏捷的孩子，学什么像什么。她说上海话像炒豆一样，又轻又快，很快就变得饶舌。她还学会了和小朋友手勾手地去小烟纸店买零食吃，那种滚了甘草，用桔梗还是萝卜条制成的东西，含在嘴里，酸、咸、苦、涩，混成一团，再洇染开来，那味道说不上好还是坏，就是有一股子促狭。弄堂里的女孩子，大凡是这种东西喂成的性子，她们再豪爽的人，都有些促狭呢！只要看看她们闹的小别扭就知道。舒娅挺能兴是非，一会儿和这个好，一同说那个的坏处，一会儿和那个好，数落这个的坏，就和海鸥厌弃的南京妹妹们一样。市井里的孩子其实都差不多，差的那一点是作派，作派这事情怎么说？就这么说吧，舒娅搬口舌，舒娅也唱“fallingdownfallingdown，londonbridge‘sfallingdown”当然，是唱成“马林当，马林当，大家都来马林当”总之，舒娅多少学得俗了，被母亲骂，骂什么呢？骂她像“老百姓”这骂名不大妥当，却说明问题。骂归骂，她依然兴兴头头的，学习成绩中不溜，方才说过，她不是个上心的孩子，还有点缺脑子，可凭她活跃的性格却在学校挺受注意，少年宫欢迎外宾让她去参加，合唱队也有她的份，少先队里担任了小队长的职务。到了小学毕业考中学的时候，这些社会业绩全派不上用处了。她在学校里的影响，又难免造成假象，所填志愿就偏高了，结果落到眼下这所区级中学。自然要受母亲骂，流了一通眼泪，你以为她很痛心，一转脸，和同学参观新校园去了。中学离家有十五分钟路途，单是这点就让她喜欢上了，穿过大半个街区去和来，上学变得很郑重，有些走进社会的意思。中学的同学，来自更宽的范围，不像小学，根据地段划分，多是一条马路，甚至一条弄堂的，而现在，几乎遍及一个区，她的社交面也更广阔了。
中学里的同学与小学里的果然不同，一条街上长大的孩子，形貌上会有些接近，气质也会接近，因为是人生第一批同道，就像同一个草窝里孵出的鸡雏。所以，到了中学，遇到其他街区的孩子，总有生疏感。但舒娅适应力很强，她很快越过隔阂，交到了新朋友。她随这些新朋友去到她们的家，她们家所在的弄堂和房屋，也是另一种格式。其中有一个同学，住在一条庞大的弄堂里，支弄繁多。她跟随走进去，左弯右拐，再上楼梯，也是左弯右拐，最终走入房间。推开窗户，窗下是一片空地，摆着餐桌，树枝上挂着彩色小灯泡，是一家西餐社的露天餐座，她和父母、妹妹来过。这时未到夜晚，餐桌上没铺桌布，灯泡也没点亮，看上去很不相同。舒娅有一时的怔忡，她其实走入了这座城市的腹地。但她是个没有自觉性的人，意识不到这个。她只是不由自主地为她的新同学倾倒。当然，接下来的还是那一套，龃龉，生隙，重新组合，再和解。因年龄增长事态会比小学里严重一些，但也并不是说就有了多少严肃性，依然是鸡毛蒜皮的原委，心思却是少女的心思了，要曲折许多。她就义变得更俗了一些。她们的财政情况不允许她们去拍明星照，只能到哪条小马路上的小照相馆，拍半寸的“咪咪照”互相换了衣服拍；她们用玻璃丝编织小金鱼，牵牛花，挂在钥匙链和塑料钱包上；她们的口味也变得“淑女”了，不再光顾弄口的烟纸店，而是到老字号“采芝村”话梅对于她们也是太昂贵，恰好，市面上好像专门针对她们这些小大人的钱袋，推出一种名叫“话李”的腌梅子，形状，口味，包装，都与话梅相仿，价格却便宜一半还多；她们中间还盛传一个消息，在某某旧货商店，一对长过一米的辫子可换一辆自行车她们正在从小孩长成少女，在一个庞杂的市民社会里，多少有些长成了小妇人，纤巧优稚的小妇人。市井中某一种成分是合乎女性特质的，那就是它的琐细，栽培出一种街头巷尾的妩媚，既不是深藏，也不是彰显，可爱可亲，却不可及——这就是市井的涵养了。
文化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学生分成两派。和所有大革命一样，一是保皇派，一是造反派。“保”和“反”的所谓“皇权”不过是学校的校长，至多是教育局的局长。舒娅本来是参加造反派的，但回家同母亲一说起，母亲即表示反对。舒娅要和母亲辩论，可她哪是对手！母亲是抗战末期从上海去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女学生，读过中学，受过党的教育，读来的书帮助她理解革命，正好到教条主义这一阶段，文艺兵的那点浪漫气质，又正够浇灌她的理想主义。舒娅的性格其实多少是承袭她，肤浅，但是热情。但也如通常情形一样，意志坚强的母亲，女儿往往是没什么主见的，所以，没经过几个回合，舒娅就心悦诚服，退出造反派，转人保皇派。不久，形势明朗，造反派代表了革命的大方向，不用说，舒娅站错了队。回家和母亲吵一场，一赌气，做了逍遥派。其时，大串联开始，她与几个同学相邀，去北京见毛主席。因生怕母亲阻拦，没敢说，硬从保姆，一个扬州女人那里讨得两块钱，留下一张字条，走了。与她相邀的同学都是逍遥派的，对革命并无兴趣，只是想趁了串联，免费出去玩。所以其实不一定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
她们一行四人挑了一列最干净和人少的火车上，结果是短途慢车，几乎十分钟停一站，整整一夜，天亮时方才到杭州。杭州的大街小巷壅塞着串联的学生，尤其是北路上的学生，穿着大多黯淡，这座江南城市不由变得粗砺了。但西湖总是妖娆，正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季节，就好像世外桃源。她们住在动物园附近一所-中学里，每天一早出发，往各个景点去，一玩就是一天。读书时候，要受学校和家里的拘束，哪里能这般自由自在。大串联时节，正就像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只要凭学生证和学校证明，即可去往定点食堂吃饭。食堂的大锅饭，当然谈不上什么口味，像她们都是养刁的舌头，不几日便觉得寡淡无味，想着找贴补。再有，著名的小吃也总要品尝品尝，不枉来一次人间天堂杭州。要知道，她们是上海的女生，来自享乐主义的世界。那享乐倒也不是山珍海味，宝马香车的奢华，只不过是家常便饭，经过提炼，就有着对物质的精到理解。于是，她们时不时地吃一碗桂花藕粉，或者三鲜小馄饨，买一包小核桃，甚至，很舍得地在奎元馆吃了一次片儿川——她们立即吃出这面好就好在小锅下出的，所以爽口。就这样，她们的钱袋消了下去，同时呢，很难免的，四人之间也生出些龃龉。不外是些生活小事，比如睡地铺，准占了好位置，谁又挑了好被褥；比如，谁的脏衣服不及时洗，随便地一塞，却塞到人家枕头底下；再比如谁和外校的学生说话太随便，引起人家侧目然后再将彼此的不满互相交流，结果四个人倒分有三派。以舒娅混沌的性格本来是和哪一派都可，但就在财政紧张时刻发生了一件事情，其中一名女生来向舒娅借钱，舒娅想也没想就将最后的五角钱交了出去，过后，另一名女生便来告诉，借钱的女生拿了舒娅的钱，买了一个火腿面包，独自享用了。趁舒娅的气头，那女生建议拆伙，说她的婊孃在宁波，她们可以去那里玩。那两个呢，一个已经想家要回上海，另一个也去向未定。舒娅还没玩够，当然就跟了那同学去到宁波。到此，她们离开上海整整一周。
她们两个在宁波又待了一周。在宁波，她们就住在那同学的孃孃家，一条巷子里的一幢二层木板房。婊婊家有两个男孩子，都比她们年幼，对她们很尊崇的态度，尤其要对舒娅多看几眼。后来发现，她们进来出去的，多有邻里的大人小孩看舒娅，牵连得婊婊也要看舒娅了。和隔壁邻舍相熟以后，才知道，大家都在传，说舒娅是演电影的。演的那部电影就是在桐乡的新市镇拍的，里面有个巧手妈妈，巧手妈妈的女儿，就是舒娅扮的。舒娅否认，隔壁女孩半信半疑的，说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像的两个人，隔天到她表姐家找来一本这个名叫蚕花姑娘的电影连环画，翻出巧手妈妈女儿的那几页，舒娅一看果然很像自己。那表姐也一起跟过来，看不见真正电影上的人，看见和电影上很像的人，也很满意似的。连婊孃都有这种心情，喜欢一左一右带两个上海小姑娘出去。舒娅，以及她的同学这时才发现，原来舒娅是个漂亮的女生。舒娅原本是黄渣渣的肤色，眉眼很淡，人又瘦，像一根芦柴，并不起眼，可不知觉中，皮肤有了光泽，变得透亮，眉眼添了颜色，就像墨描的，身材也有了曲线。人呢，到底长大了，心里面存了些心事似地，生出几分沉静，有了少女的情致。
宁波这地方，其实有些上海草根的意思。到了宁波，就好像又向上海的腹地深了一步。舒娅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历史意识，但她亦有自己的新发现。她家隔壁一家人就是宁波原籍，小学和中学都有宁波籍的同学，这些人家颇有些相近的地方，比如，家什用物，那种红木雕花带帐架大床，他们叫作“眠床”的，那种涂漆带盖的“荸荠篮”家中的气味也差不多，常有一股腥和酱的气味。尤其他们说话，别有一路风趣。现在，她来到了它们的源头。这里人家，多有“眠床”腥和酱的气味来自于成鲞和蟹酱，充耳都是爽利豁辣的宁波话，形形种种，合成一股子热闹劲，将人团得紧紧的。舒娅外表是个娴淑的少女了，内心依然是简单的，还是孩子的头脑，喜欢人多，喜欢说话，喜欢笑，总之，喜欢快活，宁波人的性格，挺对她的胃口。等回到上海，母亲发现她连说话都有乡俚气了，同时呢，也发现她长成了个好看的大姑娘。
在舒娅他们家的楼上，住着一户殷实人家。祖父曾经是洋行职员，现已退休，老人作派洋式，拄“斯迪克”抽雪茄，那股辛甜交加的雪茄烟味从楼上弥漫下来，四处都是。祖母一直做主妇，气度也很不凡。织锦缎的夹袄，毛料裤，冬天抱一个热水袋，夏天一柄羽毛扇。有时会下楼来，却不下到底，站在楼梯口转弯处，向下望着。楼底下的两户，一是舒娅家，一是那宁波籍邻居，都没有关门的习惯，大敞着，那家的祖母便将两家的起居活动尽收眼底。她静静地立在那里，好像等待有人邀请她下去坐一坐，可是谁配作这样的邀请？她是如此的威仪。底楼两家的大人都去上班了，只有吵吵闹闹的小孩子，还有保姆们。舒娅家的扬州保姆曾发出过邀请，可她矜持地一笑，没下来，反是转过身上去了。她大概是要有三邀四邀才可屈尊，可舒娅家的扬州保姆不是一般的保姆，她是见过世面的，亦很有尊严。于是，那祖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机会下楼来了。这家也有一个小孩子，年龄在舒娅与妹妹舒拉之间，因是独女，平素十分寂寞，也常到楼梯拐弯处站了，望着底下的房间。但她不像她祖母那么矜持，只要舒娅一招手，立刻飞也似地跑下去，毫不掩饰迫切之情。无奈好景不长，不一会儿，就响起祖母的叫声。她一边应着，一边赶紧跑上去，回到楼梯拐弯处，巴巴地向下看，然后再伺机飞奔下来。这是小时候，长大以后，她祖母不怎么干涉了，却都开始作态，变得很矜持，有时见面甚至装不看见，话也不说地擦肩过去。但另有一些时候，似乎什么机关打开了，又相熟得不得了。舒娅从宁波回来，她们间的关系恰好处于交好的状态，那女孩似有无穷的话要与舒娅说，最重要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件是，她告诉舒娅她祖母说，舒娅是弄堂里最漂亮的女孩；第二件是，弄堂口贴了一张告示，让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去街道登记——所以，她的小叔叔和舒娅的爸爸也都要去登记了。
舒娅来不及去想，那女孩的小叔叔，一个缄默的无业的青年怎么会是右派，自己的父亲竟然是右派，就够她伤脑筋的了。她第一个反应是去找母亲问，还是像小孩子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去问母亲。母亲早就想告诉舒娅父亲的底细，可是见她兴兴头头的，没机会开口，现在好了，免了她开口，舒娅就知道了。母亲先是点头，然后安慰道，一九六年时，父亲的右派已经摘帽。但是这并没有让舒娅好过多少，她向来自恃“红五类”血统纯正，即使“摘帽右派”这名字在她也是耻辱的。她痛心地哭了一场，哭罢，黯然地褪下红卫兵袖章——虽然做了逍遥派，但她依然是红卫兵，一个没有派别的红卫兵。这个动作又让她掉了几颗眼泪，却不像先前那么绝望，而是奇怪地感到一种满意，满意什么呢？不知道，是不是满意她是忧伤的。就这样，舒娅结束了她的政治生涯。而母亲，却忧上心头。她暗暗地注意女儿的动向，当然不是怕女儿会有什么想不开的，这点她绝对放心，这孩子缺乏强烈的个性，她曾经对此不够满意，但现在倒觉得安全了。她怕的是，舒娅会像许多儿女所做的那样，与父亲划分界线。方才说过，母亲属于革命队伍中的小知识分子，多少有一些自由思想，也正是这点自由思想将她从教条主义里面扳回了一点，有了些微的人情之常。在反右时候，她没有听从组织劝告，与右派丈夫离婚，就是这人情之常作祟。她重视她的家庭。现在，她担心舒娅能不能经受住考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母亲宣布合家前往龙华公园游玩。临到出门，舒娅说不想去了。母亲先没说什么，与父亲领了舒拉径直走了，走到弄口忽一个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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