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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述回到总统府后，找来参议院议长容闳，表明了自己要做中国的拿破仑之决心。容闳也觉得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想法。一个月后，中华帝国修改了宪法，把大总统的任期改为每一任五年，最多连任五届。八百名议员中，有657人投票赞成，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
袁世凯被停职后，李经述让谭嗣同接任了廉政局局长的职务。袁世凯主动辞去了复兴会委员的职务，回到河南的安阳养老。袁世凯没有回老家项城，这和他的身世、家事有关。袁世凯1859年生于河南项城袁寨。袁家按照“保、世、克、家”来排辈分，父亲袁保中有八个子女，长子世昌、次子世敦和两个女儿为原配夫人所生，其余四子皆是庶出，袁世凯行四，七岁时又过继给了叔父袁保庆。袁世凯的母亲刘氏病死在天津，灵柩运回项城之后，袁世凯的同父异母兄袁世敦以嫡子主持家务，他认为刘氏不是正房，坚决不准正门出殡，灵柩也不能埋入祖坟正穴和袁保中合葬。尽管袁世凯颇有权势，但囿于伦理纲常，只能和哥哥争执，甚至跪下哀求，也没有得到袁世敦的许可。袁世凯最后只得另购坟地，才算让母亲安然入土，但也因此和袁世敦闹翻了脸，盛怒之下与之绝交，从此永远不再回到河南项城的老家。
作为直鲁咽喉、平汉铁路重镇的安阳，位于河南直隶交界处，交通方便，离京城也近。袁世凯小的时候，就知道安阳这个洹上村，相传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到洹上村隐居三年，后来商王亲自到洹上村迎他复任。安阳也是袁世凯的远祖袁绍发祥之地，袁世凯觉得，洹上村对自己是一块吉祥宝地，还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就买下了这里二百多亩地，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他居家迁到了安阳隐居。
李经述在第四个总统任期的就职典礼上，对全国发表了要全面彻底革新的讲话：
“亲爱的同胞们：过去十五年，你们都从我们的政府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几十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再一次当选总统，肩上的担子也会更重，在接下来的十年，我并不是要将强大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人民并不富裕。我们的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很多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高科技东西却十分匮乏。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贬损和剥削我们的劳动者。
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人们愈是彻底放弃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对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感兴趣，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他们购别墅、买小车，而没有分享经济决策、参与政治生活和发挥才智的自由。人们把真实生活的无可奈何的替代方式当成人性的生活。当权者对待这些只能自保的生物采用的手段是有效的，他们选择了最不费力的路，但完全忽视了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人格的粗暴践踏和对尊严的无情阉割。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以及仅仅关注自己的私人生活。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时代早已过时的祝辞，在这个摩登时代显得非常滑稽。
除了鲁迅，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呐喊：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而不是给特殊官僚或特殊人员。我知道，即使是中华帝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这些力量获得成功。现代社会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我们的青年，能否拥有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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