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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坐大巴赶回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已经咨询过了,而我一再告诉他没啥事,别担心,我能搞定是的,我是这么说的。
一如以往,父亲每天往猪场、鱼塘跑,前者有猪崽要照料,后者赶年关卖鱼,还真离不开人手。小礼庄我去过一次,看了看姥爷,他老本就高血压,得知母亲的事后当场就晕了过去,所幸人无大碍。说不上为什么,我十分厌恶老年人卧床不起病恹恹的样子,不是对谁不敬。
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厌恶,而这种时候,亲戚们除了安慰你,实在作用有限,甚至因为无能为力,连那些安慰都会显得有些虚假。
父亲说一帮亲戚朋友早就在小礼庄商议过,东拉西扯的,说到底都是扯淡,用到你时可以,一有麻烦就躲得远远的,生怕沾染他们。说这话时,他牙都咬得咯咯响。
剧团的人往家里跑过两趟,之后就再没来过了,按青霞转述小郑的说法,于事无补不说,还耽搁老人休息。
奶奶倒是一反常态地情绪稳定,该吃吃,该喝喝,除了略微有些焦躁她总说家里热得厉害,要开窗,要出去走一走。元月21号打平海广场路过时,红星剧场的铁大门已经贴上了封条,查封单位是平海市公安局,但自始至终没收到任何通知。
打过两次牛秀琴的电话,都是关机,虽然知道找她没啥用,那天晚上我还是没忍住,试探着问那个老姨不挺有本事,能不能让她想想办法。谁知父亲一拍大腿站了起来,险些闪了腰。
“她?你当她是个啥好东西?她要能自身难保就烧高香了!”他猛抽几口烟,然后把烟头狠狠地扔进垃圾桶里,很快又捡出来。
搁地上踩了踩,整个人直喘气,虽然父亲说了个病句,但什么意思显而易见,连我以为会颇不满意的奶奶都没吱声反驳,就是这个晚上,父亲又提出请律师。搞不懂为什么,我不愿其他人参与进来。
但老这样也不是个事,连确切的刑拘罪名都不知道,更别说申请取保候审了我的计划已然被打了个稀烂。
我犹豫过要不要联系老贺,最后还是直接找了师父。这个即将完成秃顶的矮个子男人起初假装不认识我,等说明来意,电话那头突然就沉默了,当然,百般刁难是免不了的,任谁来都一样,预审大队的兔崽子们可谓教科书级的软硬不吃。
好在一番斗智斗勇后,拘留通知书总算是看到了,母亲被控罪名是受贿罪、洗钱罪和骗取贷款罪,字歪歪斜斜、春蚓秋蛇,比小学生强不到哪去,却没人笑得出来。
前后往平海二看跑了三四次,也只是送了些衣物和钱,会见当事人远比想象的难,甭管你义正言辞、撒泼耍浑,甚至扬言找领导,都没用。
最后不知师父使了什么手段,副所长还真出来了,两人在办公室谈了十来分钟,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24号下午再过去时,会面被批准了,然而没让我进去,师父强调说我是律师助理都没能蒙混过关。
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其时我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会面大概二十来分钟,我却像煎熬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师父出来时很轻松,至少表现得很轻松,他说母亲情况不错,不用担心,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至于警方的控罪依据,虽不能说一头雾水,至少也是全凭猜测,除了一纸拘留通知书和母亲的几句话,我们手头什么都没有。
带着剧团会计跑了一天的银行、工商、税务后,师父列了个清单,对母亲不利的无非是几项资金往来,广义上和政府多少都有些牵连,比如艺术学校在工行的政策性贷款(七十万)、教学楼修缮占用的百分之二十五艺术教育专项补贴(八万多)、平海市政府颁发的年度文化贡献奖(第一年奖金两万,后三年每年五万)、来自中华体育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捐赠(人民币二十万和一套德国音响系统)以及红星剧场的租赁合同(甲方是平海市文体局,租金每年五万,合同期一次性十五年)。
此外就是两个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无管理权投资(本地有名的某教育培训机构入股二十万,某福建房企入股四十五万)。这两个企业是不是陈建军拉来的我不清楚,更拿不准该不该把此事透露给身旁的秃顶矮子。
不想还是师父先开口了,先谈资金,再论罪名,最后得出结论说,事儿其实不算事儿,不管银行贷款还是基金会捐赠都账目透明,奖金、补贴啥的也都是政府公开发放,有法可依、有据可循,至于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投资
如果所谓受贿罪指的是这个的话,且不说理论界对受贿罪的共犯构成存在争议,就算有定论,投资毕竟是投资,又不是赠与,还谈不上是谋取利益。
唯一有问题的大概是那个租赁合同,从市场角度看,租金略低,租期过长,可能违反一些程序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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