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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我在低位,总不能次次上高位协防,而每当我持球,陈建军的儿子也是死死盯防,不来两个以上的变向、变速,压根没有出手机会。这才有意思嘛。
激斗正酣,突然有人攘攘上了我方控卫跟对方一黄毛高个儿,还没看清楚,两人已抱作一团。
赶紧拉架啊,陈晨也劝,说又不是第一次打球什么的。好歹拉开,两人依旧骂骂咧咧,我拍拍黄毛的背,说哥们儿箅了,不想他一把甩开我的手,说:“算你妈屄!”可能是的,类似的话吧,听不太清。
我飞起一脚,给这货蹿了个狗吃屎,半天都没爬起来,几个高冷艺术家扑上来,我猛喘了一口气,阳光普照,一切都新鲜得令人心花怒放。
继3月中的聂树斌案后,3月底湖北又爆出一个佘祥林案,某种程度上,后者转移了公众对前者的关注度。刑诉法老师用了一个词
“巧妙”他说倒不是讲有什么阴谋,而是余祥林案因被害人的死而复生已成为一个板上钉钉的冤假错案,没有任何推诿糊弄的余地,而聂树斌案可就复杂了,根本是一锅浆。老贺也说聂树斌案牵一发而动全身,它的复杂不在案情本身,而在利益纠葛。
“当年的主事者,”她神秘一笑,伸出食指向上捅了捅“如今国安部一把手,啥情况自己琢磨一下。”这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法哲学、法实践问题。
而是一个官本位问题,正是这样的官本位才让我们选择了这样的法哲学和法实践,总之,老贺说,聂案之惨烈不过是我国司法花絮的冰山一角。
是的,两个活生生的案例像是给诸位老师打了鸡血,搞得他们唾液狂喷,不止在课堂上,连论文项目开个会都未能幸免,甚至乐队哥几个跑沈艳茹那儿听录音时。
她也问了问这个事,简直莫名其妙。白毛衣说录音还行,混音她可不会,不过有需要的话她可以帮我们找个混音师。至于有没有需要,我们一时也拿不定丰意。
大波全程塞着耳机,摇头晃脑的,等出了办公室,我一把给他耳机揪了下来,在我冷峻的目光下,他靠了一声说:“这是他妈的论文素材!”
他的意思应该是自己很用功。于是我就借一只耳朵听了听kingcrimson的“二十一世纪精神病人”
然而不等走出三角楼,耳畔便响起那个熟悉的旋律,渐强、反复,尽管配器完全不同。我以为自己早已忘记,心里却还是咯噔了一下。
3月12,也就是4月20号,是姥爷生日,以更换二代身份证为名,我回了趟平海,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不太高兴,至少表现得不太高兴,她说周末派出所又不是没人值班。
我假装没听见。午饭直接在小礼庄吃,那股闹腾劲儿跟去年大寿比,也没差到哪儿去。下午醉醺醺地去做了信息采集,前后折腾了一个多钟头,完了给王伟超打了个电话。晚上呆逼们在柳絮纷飞的平河滩上吃了顿户外烧烤,王伟超主烤,不喝酒是不可能的,虽然母亲叮嘱在先。
到家时得十点过半,母亲在电视柜旁吹头发,见我进来,她只是歪了下脑袋,没吭声。我叫了声妈,她才转过身来,关了下吹风机,马上又开了我也说不好,或许只是调了下档。我问奶奶呢。
“睡了呗,”她瞅我一眼“不催你就不知道回来!”我坐到沙发扶手上,笑了笑,没说话。“你说说你啊,时间还安排得挺满当。”她把头歪向另一边,接着吹。
我像个大人物那样叹口气。母亲笑了下,很快又没了音起码在嗡嗡声中听不见了,她穿着粉色睡农,香喷喷的,暖风把这种香喷喷无限放大后,吹到了我的脸上。“我爸呢?”我靠近母亲,夺过吹风机“还没回来?”
“完了,完了!”她挣扎了一下,很快抻着脑袋侧过身去。我吸了吸鼻了。不知是酒精还是嗡嗡声让我的脑子有点发麻。
“你爸啊,小礼庄呗,说一会儿回来!”吹风机的轰鸣中,她声音很大,叹气声也很大“正打麻将!”我轻轻“哦”
了一下,也不知道“哦”给谁听,那头青丝在我的手中滑过,感觉很奇怪,所以我说:“头发长了。”“那可不是长了,还能越长越短?”母亲笑了笑,很快抬起头“换小档啊,啧,我自个儿来得了!”我也有样学样地“啧”
了一声,很快换成了小档。“凉风!”我又换成了凉风。这次没“啧”而是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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