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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笑，略一迟疑说饿，她挽上我胳膊，白了一眼：“越长越傻，饿不饿还要想半天。”毕加索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宽敞。
我把副驾驶座位往后调了又调，母亲说行了。我问我爸呢，她递来一瓶水：“鱼塘呢呗，这两天人多，你小舅饭店都开了关关了开。”说着她莞尔一笑。
母亲依旧梳着偏分，柔丝划过一抹圆弧，斜扣在肩头，随着她嘴角弧度的飞扬而起，整个车厢都隐隐荡着丝说不出的妩媚。我赶忙撇开脸，好半会儿才说：“那明天咋办？”“明天歇呗，你姥爷的事儿都忙不过来呢。
也没请啥人，你小舅自告奋勇非要当大厨，你就看他能耐吧。”2000年夏天村东头那片地被征去建了新型工业园，在猪瘟和母亲的双向压力下，父亲一番摇摆后还是重操老本行，把养猪场搞到了城东小礼庄。
为此他时常念叨：当年要不是你妈拦着，真包了建筑队，咱现在也发了，不过养猪也有养猪的好何况是父亲这样的老手只要没摊上大病大灾，除了换季，平常也悠闲。
02年父亲又承包了几亩鱼塘，算是和小舅合营。后者呢，在民房外扩建了两间简易房，再搭上二楼，开了个小饭店。我也光顾过几次，生意还凑合。
毕竟附近就有个长途客运点，何况鱼塘的钓客们好歹也得吃碗饭。紧随养猪场，2000年冬天村子也要拆。起初说是划拨为一个三本的新校区，结果一荒就是两年。
直到去年那堵绵延而颓唐的围墙才被推倒，长出来的是北方汽车城和若干名字都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业楼盘。
全村十二个生产队分三拨被安置到了平海的角角落落。出于乡土观念和某种可笑的尊严，村里组织人手到乡镇和区政府闹过几次，最后也不了了之。
当然，村干部都发了一笔，一种靠以往卖树卖地卖机器所不能企及的大发。零一年四月份我们就搬到了这个城东北的御家花园，有个二百来户吧，大多是以前的乡亲。我家在五楼。母亲习惯走楼梯，我也只能跟着。
“想吃点啥？”她那条白生生的胳膊在我眼前晃呀晃的。“随便。”“随便随便，随便能吃吗？”母亲在拐角转过身来，绷紧俏脸，却马上又笑了出来，斜阳黏糊糊地趴在天窗上，仿佛时光在恍惚间遗落的一条残影。
当然不能随便，在母亲提供的短得不能再短的菜单中，我选了鸡蛋西红柿捞面。母亲很快忙活起来，我问奶奶呢。
她头也不抬：“听说你要回来，高兴得不得了，谁知这会儿又跑哪儿啦？”我倚着门框，哦了一声，她麻利地拌着面粉，呲呲呲的，一头青丝弹性惊人在肩头颤抖不止。我不由想到一个特别流俗的词苍蝇拄拐棍也爬不上去。
“咦，”母亲回头瞥我一眼，又扭过脸去，半晌才说“你也不累，歇会儿啊，监工呢这是？嫌热空调打开。”
“不热。”我转身去开空调。不等拿住遥控器，厨房传来母亲的声音：别开了，当心着凉。吃面时我狼吞虎咽。母亲坐在一旁，说：“你不能慢点？”
“好吃啊。”我伸了个大拇指。“德性。”母亲笑笑，捋了捋头发。“啥时候把头发剪了？”我盯着面，含混不清。
“还以为你眼不灵光呢。”椅子挪了挪“就前段时间啊，短点也好打理。”我没吭声。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打记事起母亲就是一头长发，偶尔也会稍加修理，但剪这么短还是第一次。
“咋，可难看？”母亲突然说。“哪儿呀，好看。”我抬头笑了笑，又埋了下去“就是习惯了长头发。”母亲没说话。我搅搅碗里的面，刚想说点啥，奶奶回来了。一阵风似地，她老人家把我抱了个结实。“孙子哎”她唱道。晚饭就我们仨。
父亲来电话说太忙，回不来。我自然也不饿。母亲就拌了俩凉菜，做了个鳝鱼汤。黄鳝是自家塘里养的。步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就再没见过野生鳝。想当年我们冒着酷暑，沿河梁一路摸过去，一个晌午也能弄个两三斤。螃蟹和田螺更不消说。
然而村东那条河已干涸多年（事实上还存在与否都难说），连平河都要时不时地靠市政调水来避免断流，至于鱼虾什么的小礼庄鱼塘倒是有一些。“多吃点，你爸专门给捉的，看你瘦的，在学校是不是就不吃饭？”奶奶给我掇了个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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