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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16岁就进了我们陈家。1949年春，她随着在房县深山佃种了别人十年土地的我的祖父母和我父辈的弟兄妯娌，回到竹山西部中心地带的宝丰街老家定居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是从总体上说的。当然任何事情都没有那么绝对，母亲间或也还是离开过老家的。但是，母亲的每一次离开老家都是迫不得已的辛酸经历。
早在1953年我才1岁多的时候，在宝丰中心小学当教导主任的父亲因为历史上不清白问题，被判了长达30年的徒刑，留下了1个月1斗3升包谷的薪水，撇下了母亲、我和我的哑巴姐姐服刑去了。我的祖母和大伯父不仅不同情和安慰我的母亲，反说“无庄不寄牛”（意思是我的父亲已不存在这个家），要把我的母亲当成寡妇变卖，其实是要卖活人妻。
我母亲一不听从祖母和大伯父的安排，二不听从好心人的劝另嫁。她说，他只当没有丈夫，有我和我的哑巴姐姐就是她不离开陈家、不离开老家、要好生活下去的理由。毅然独立门户，领着我和哑巴姐姐自谋生路过日子。父亲走后，不要塌了这个门户——是母亲的人生信念，我和哑巴姐姐则是她人生最大的希望，把我和姐姐养大成人，却是她最高的人生理想追求！
说是自谋生路，其实也无生路可谋，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样样变卖她从娘家带来的陪嫁柜屉箱笼、银玉首饰。到连一口小木箱的铜铰链也撬下来卖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一样可值钱的东西卖了。这时，母亲开始一天天离开老家，下乡收购黄豆，收满两个箩筐，象男人样甩开步子朝回挑，夜泡黄豆磨豆腐，见亮开门卖豆腐，变了钱，再去收黄豆，如此循环往复了五个年头。
豆渣面子那东西，日子好过的人家是喂猪的，但却成为我们母子三人的主要饭食。偏是姐姐贱命生张富贵嘴，不肯吃豆渣面子，肚子饿急了还是得吃。其实是姐姐一吃豆渣面子就用手比画划着肚子疼啊。可怜的姐姐她不吃豆渣面，肚子饿着疼，吃了豆渣面子，肚子胀着疼，也没有钱给她弄药吃，就那么让肚子疼给疼死了。从此，母亲的担子似乎减轻了，但是母亲的心疼加重了。人世间只剩下我和母亲是最亲的人了。为了我不至于也丢了小命，母亲照样收黄豆，打豆腐，可是，有一次担子挑得太重，压成了子宫脱垂的大毛病。而后，再也不能挑重担子、干重活了。母子的生计成了大问题。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小镇上的供销社开始组织街道居民加工棉线土布，母亲在家当姑娘时学习过织土布，生计所迫派上了用场，由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期，坐上织布机，两天可以挣到5毛三分钱的工资，就这样一直坐到六十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供销社停止了土布加工为止。不仅把我的小命保住了，还供我念完了小学。
那时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象我等这样的人，属于苗不红、根不正，压根儿就不许再上中学。于是，母亲失业我也从此就失了学。为了生存，母亲不得不把我留在家里，她则离开老家，跟着农村建筑队，一走百十里远近，去建筑工地挖土、筛沙、踩泥巴、拌石灰、干着男子汉一样的重活、脏活，每天能收入8毛钱，一月下来收入二十几元的工资。就这样在风雨里真正的摸爬滚打，到底把我养大成了人，还积攒下1百70元钱为我办了婚事。这时候的母亲象树起了一座她的人生里程碑一样高兴。虽然我也早能做砌匠活勉强将就过日子了，两年后，母亲为减轻我的经济负担，却执意领着我的大儿子远远地离开了老家，到缩短了刑期、早已成为新人的我的父亲所在的农场里，一是看看阔别几十年的丈夫，二是好象要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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