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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当年他虚岁五十，现在我已经超过他活在世上的岁数了。而且我意识到，由于青少年时期没有父亲的缘故，至今我身上还残留着无法克服的性格缺陷。
从根本上说，这个性格缺陷大概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吧。我虽然一直提醒自己要尊重长者，其实往往不承认长者的权威性。另外，与这种性格似乎相矛盾的是，对于年长的行
家，就像对待理想的父亲一样，佩服得五体投地。对这样的人，我丧失批判力。
这不就是说无法在个人之间建立良好的独立自主的关系吗？我不知道心理学家是否把我的这种性格归结于从小无父的缘故。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从小不受严厉的父亲管制下的自由环境里无拘无束长大成人，而且直至年届老境的。
我这样写法也许令人感到唐突，我见过两三次j。p。萨特，觉得他的性格和我一样，便产生亲近感。他在自传中说过大体这样的话：自己的表情必须是笑嘻嘻的才能命令别人。读到这里，我也有同感。表情严肃，这种命令者与被命令者的关系基本上不正是父子关系吗？萨特大概也是幼年丧父之人。他在晚年不得不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对待那些年轻的革命家，却反过来像幼小的儿子一样接受他们的指导，有时甚至任人摆布，惟命是从，这大概就是这种性格所造成的吧？
现在话题回到自己，每当我遇到别人要把什么会长、理事长之类在某团体内充当家长的头衔加给我的时候，总是几乎诚惶诚恐，想方设法逃脱掉。而且我实在无法认认真真地履行社会明确规定的形式上的规矩，所以往往采取开玩笑的手法，设法摆脱干系。
就是说，由于我早年丧父所造成的性格缺陷，使自己无法成为一个确立独立的自我的大人。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我意识到自己虽然五十过半，却在本应是大人的独立个性上存在一道孩子般的裂缝。
有时我发现自己以一种孩子向大人撒娇的态度——在别人眼里大概很奇怪——对待残疾的长子，而且有时候觉得光自然而然地成熟起来，变成一个认真和蔼的大人，十分宽容地理解我。
正是这个原因，我从来没有接受担任证婚人这样的邀请——尽管这是大人的代表性角色。但是，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其实是我和妻子喜欢这一对新人，主动承担的——决定担任一回证婚人。新郎可以说已近中年，结过一次婚，是英语教育领域的专家。新娘是初婚的美丽姑娘。
于是我从证婚人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位已有近十年交往——而且是一家人交往的——新郎。就是说，通过我这个证婚人的大人眼光，用与以往愉快的朋友关系——即类似一同玩耍的小朋友的关系——不同的方式看待他时，就会有新的发现，原来新郎的性格里也存在着独立个性的裂缝。
于是，我想在婚礼上的证婚人致辞中谈一谈这个新发现。作为证婚人，在这种场合说这样的话也许不合适，是一种充满孩子气的举动
我在婚礼举行之前草拟的致辞是这样的。
y先生和h女士的结婚典礼顺利举行，不仅新郎新娘，一直为这个婚礼操心的双方的亲属也一定感到高兴。
这是我和妻子第一次担任证婚人，自然非常高兴，尽力而为，但恐怕多有不周之处。担任婚礼司仪的新郎新娘的朋友考虑到我这个证婚人没有经验，从介绍新郎新娘开始，必要的程序都做得很周到。我就轻松地发表一点感想。
我和妻子结婚时候的证婚人是伟大的法国文学研究家渡边一夫先生，参加婚礼的人一共七位，其中一位江藤淳不久成为我文学生活的最大劲敌。我的伯父是男方的亲戚代表，他大概也是为了讨好证婚人，问道：“先生，听说法国人吃红烧青蛙。是真的吗？”“红烧”渡边先生无言以对：“噢，是吗”我的妻子今天有点紧张，这还是三十年前我们婚礼以来第一次这样，还是先让她坐下来吧。新郎新娘本来就很紧张。
我是作家，写小说，y先生是英语教育领域的优秀专家。但是，我们是老朋友，准确地说，y先生不仅是我，而是我们家三口人的英语教师。今天我穿着新做的、却不太合身的晚礼服，y先生穿着一身一定让h女士心神荡漾的结婚礼服。但是，我们是穿着游泳裤开始相识的。
中野有一个名叫tac的体育俱乐部，我参加这个俱乐部已有20年，只会一种自由泳。由于我的游泳技术和热心精神受到大家的好评，不久前被选为理事——我也曾经感慨地说：好在我只会自由泳！y先生也是俱乐部的积极分子。我们认识差不多一年以后，在游泳池边上总是聊游泳的话题
不久，我觉得y先生的举动有点奇怪。游完泳后，他在桑拿浴室或者更衣室里都兴高采烈地和其他人聊天，有时还用英语和外国新闻记者交谈。他和日本人聊天的时候，为了营造愉快的气氛，往往说一些不太文雅的俏皮话。就是说，充当一个丑角。可是，他用英语和外国人交谈时，甚至不怕和那些可以说是相当身份的外国知识分子对立，毫不服输地和他们争论，结果建立起相互理解的关系。他不时引用一些诗句，也都很高雅，而且忠实原著——我们日本人谈话很少这样。于是，我对他产生兴趣：这位在日语和英语之间似乎人格分裂的、具有魅力的人究竟是什么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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